【编者按】:赵涛惨案,一个发生在成都的悲剧,给两个家庭带来了伤害和仇恨,引起了千万旁观者的大肆评论和怨气冲天,但也仅此而已。相比之下,同样发生在中国,受害者是无辜的德国友人普方一家四口,最终却以普方基金的形式教育和受益了一大批人,这是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一个用正能量摆脱悲剧色彩的故事,一个用爱和教育感动和成就人生的故事,正如歌德所言:“人类凭着聪明,划出了一条条界线,最后用爱,把它们全部推倒。”
赵涛惨案与普方基金:能否让悲剧惨案转变为启蒙契机?
(本文作者系西南财大2002级MBA 任正平先生)
2013年7月4日,成都市中级法院审判庭,一个家庭正在等待一个结果。
他们是受害人赵涛的父母。他们独子赵涛,成都七中优秀的高二学生,在即使赴美留美奔赴美好前程的前夕,被一个陌生人极其残忍地杀死。那是去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凶犯用抢来的水果刀,向这位十七岁的小伙子杀戮泄愤。这不是一个复杂的案子,凶犯很快落网,但是,法院证明,该犯有某种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结果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这位凶犯在法庭上当庭翻供,他认为自己什么也没有做,做了什么也不知道。这当然激发了所有人的愤怒,尤其是赵涛的父母。赵涛的父亲甚至对记者说:我想剐了他!
赵涛的父母还提出要求凶犯赔偿七十万。而凶犯只有低低一句:我没有钱。据报道,凶犯的家庭在遂宁农村,父母健在,但他们说:没有钱。
这是中国大地上的又一起人间悲剧。来自农村,渴望改变命运的一个人,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不仅没有发财致富,反而得了病,并且酗酒。他开始认为有人要杀他,于是四处找警察告状。可能警察没有给他任何安慰,反而给他一顿训斥,他开始变得偏激、愤怒、渴望杀人。他走出派出所,先在一个甘蔗摊贩那里偷来水果刀,昏天黑地中连砍三人,怨气没有完全发泄,然后他又抢了一部电瓶车,顺手在附近的卤菜摊上抢了把菜刀,糊里糊涂中,他看到正在一家小店前充值手机卡的赵涛。然后就是最大的悲剧了,赵涛身中32刀,他临死之前最后一句话是:他为什么要杀我?
显然,已经彻底丧心病狂的凶犯,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
在这场悲剧中,所有人都受到了伤害。凶犯要么被处死,要么在精神院中度过一生,他的生命价值已经基本消失。凶犯造成的损失,将落在其年迈的父母身上,贫困一生的这对老人,晚年还要承受儿子犯罪的精神折磨和财产损失。至于受害者一家,他们将承受最大的苦难,他们精心培养的苗子,一家人的希望寄托,全部落空。难怪,赵涛的母亲在法院门口长跪不起。搞不好,她也会象湖南唐慧一样,走向漫漫上访路。
然后有网民质疑警方的失职甚至加深对政府的怀疑和不信任。可以肯定的是,将有更多的怨气积累在民间,无人预知它们何时爆发。
哎,苦痛的人世间,苦难的中国人。难道我们的民族,就应该和注定要承受这一切?我们的苦难何时结束?难道我们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吗?
我的回答是:绝不!
因为我想起了一起类似的凶杀案,发生在十多年前的南京。四位来自苏北的无业青年,闯入一个高端社区准备行窃,没想到一栋别墅里居然有人,而且是老外!慌乱之下,四人将语言不通的老外一家人残忍杀死。这是当年国际知名的一起灭门惨案,被害人是来自德国,在扬州某合资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普方和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他们何其无辜!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最终死在这片陌生的土地。
普方的母亲匆匆从德国赶来,但这位老人居然找到法院,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不要给凶手处以死刑。她说,德国没有死刑,而且人死不能复生。但是当年在“严打”的政治环境下,四人很快被处死。
普方一家消失了,但是南京的德国人没有停下来。他们很快成立一个“普方基金会”,以改善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为宗旨。他们不是传教士,不是白求恩,但很显然,商业的力量并不低于宗教和慈善的力量,商业一样可以促进文明。
今天,在南京的国际学校里,有一棵特殊的圣诞树,上面有若干的小卡片,写着一些贫困地区学生的姓名和家庭地址,在这里读书的外国小朋友,就可以摘下一片叶子,然后把自己准备的圣诞礼物给这些家庭邮寄过去。当然,这只是普方基金会的小小创意之一。
悲剧发生了,如果我们没有运用上天赋予的智慧,可能我们永远走不出悲剧,而且还要制造更多的悲剧。文明的差别太大,如果我们总是沉浸在无止境的悲愤之中,我们如何倾听内心的智慧之声?如果普通民众不能开启智慧,我们有什么脸面说自己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可以通过莫言《檀香刑》之类的小说,把德国人描述成真正的野蛮民族,但我们哪堪面对我们与他们今天之间的差距?
历史可以堆砌谎言,但文明史里没有谎言。一个民族的进步,不是看你的书本里说自己有多么伟大,而是看你普通民众的素质、气节和胸怀。我们是个知恩图报的民族,我们也讲究有仇必报。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对赵涛一家人的诉求做出任何指责,换成我,我也许要做两样的事,说不定更过分,更体现我低俗的素质。我只是想问,在轮回之中,我们真没有办法超然和洒脱一点?成立普方基金的那些德国人的境界我们达不到,但我们至少应该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人,在他们的国家,他们绝不是少数派。
要让我们的文明有希望,就应该在更多的积极思考和行动中,而不是生活在情绪之中。赵涛惨案能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一个契机?谁能组织起来,成立类似于普方基金会一样的机构,从而把惨剧转变为爱与善的启蒙?我缺乏这样的组织能力,但我至少可以发出一个呼吁。
至少我可能写下一篇文章,然后希望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出去。当然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我并不追求有多少志同道合者,我只想再次表明,在今天的社会,守护良心、启蒙良知、发掘良能,非常有必要,非常有意义。让别人从事他们的宏伟大业吧,我只想坚守我的使命。
感谢本文原创作者:西南财经大学2002级MBA 任正平先生。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欢迎更多朋友一起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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