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友导读】：本文由西南财大2002级MBA任正平推荐。2006年10月30日晚，《第五项修炼》的作者、世界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带领著ELIAS这支来自12个国家，25人组成的团队，来到太湖大学堂，聆听先生为期四天的讲课。这25个人里面，有的是联合国环境、资源、卫生等组织的负责人，有的是BP、联合利华、巴斯夫、日产等跨国公司的高级主管。他们来到太湖大学堂，向先生请教「救世之道」。

【任正平推荐】太湖之滨听南怀瑾论救世之道

　　南怀瑾先生生前曾在苏州吴江庙港镇的太湖大学堂居住与传道，那里面临太湖，占地200余亩，宁静而肃穆。

　　十年前，南怀瑾来到太湖之滨，开始兴建太湖大学堂。当时，这里是一片芦苇荡；几年后，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里变成了一块风水宝地。先生打趣地说：「以前这里可是鸟不生蛋的地方，现在来了很多鸟争著在这里生蛋。」一片荒地变成了一块风水宝地，其中倾注了这位90高龄，却执著于传道授业解惑者的心血。先生说：「王勃有云：人杰地灵。一块地方好，‘人杰’要排在‘地灵’前面。」

　　先生也敍述了他为何花如此大的心血，来创办太湖大学堂的原因。正因为「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先生在数十年前就曾经讲到：「今日的世界，由于西方文化的贡献，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如交通的便利，建筑的富丽，生活的舒适，这在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但是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这在精神上来看，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痛苦的时代。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著一个新的危机。」

　　2000多年前，孔子感叹当时的时代「礼崩乐坏」，想要用上古的文化传统恢复社会的秩序。现在南怀瑾怀有的也是相同的理想，他想运用认知科学、生命科学与传统文化结合的研究与传播，挽回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危机。先生说：「我们虽失望，但不能绝望，因为要靠我们这一代，才能使古人长存，使来者继起。为了挑起这承先启后的大梁，我们一方面要复兴东西方固有文化精华，互相取长补短，作为今天的精神食粮；一方面更应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会，以期消弭迫在眉睫的人类文化大劫。」

　　此次来到太湖大学堂参加学习讨论的团队，被称为ELIAS，那是EmergingLeadersforInnovationAcrossSectors的缩写，意为「跨国部门创新成长中的领导者」。ELIAS专案起始于安南对在联合国全球契约计画中开发学习共同体工作的要求，其参与者要求在单位、组织和部门之外有丰富的人脉关系和同事网络，掌握共同理解并处理复杂问题的先进技巧，还要对推动本地和国际社会的真正可持续健康发展有深刻的个人愿望。

　　南怀瑾的讲座是ELIAS「国际创新领导人进修」2006项目的一个环节。先生之所以在太湖大学堂接待了ELIAS，正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些学员「对推动本地和国际社会的真正可持续健康发展有深刻的个人愿望」，也就是先生口中的「存救世之心者」。

　　那天晚上，《第五项修炼》的作者、世界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带领著ELIAS这支来自12个国家，25人组成的团队，来到太湖大学堂，聆听先生为期四天的讲课。这25个人里面，有的是联合国环境、资源、卫生等组织的负责人，有的是BP、联合利华、巴斯夫、日产等跨国公司的高级主管。他们来到太湖大学堂，向先生请教「救世之道」。

　　在大学堂的演讲厅，先生对著这些存救世之心者，郑重开讲：

　　「我看了各位的背景，感觉到每位都有救世主的思想。以诸位的抱负，关心致力解决全球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和平问题，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问题。但是综合起来研究这些问题，不是三天五天或几个小时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以一个老年人的经验告诉大家，读了一辈子书，我看到宇宙人类只有一个字：变。」

　　「宇宙万物随时随地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对于我们，思想情绪感觉，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没有不变的道理。至于宇宙万物的法则，‘变’，明天会变成什么，是有一定规律的。」

　　「这个规律的法则可以找得到，不是找不到法则。不过大原则是物理世界也好，精神世界也好，总而言之，没有不变的事情。认知科学的基本也就在这里。」先生这样解释「变」的重要性。「而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能够首先认识怎么‘变’。但如果知道了‘变’，跟著‘变’，那还差一点，没有智能了。认识‘变’，同时领导‘变’，这才是智能之学。」

　　先生说，人类的智能是要知道如何先行应变，「而先行应变的关键是要掌握两个重点：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掌握了合适的时间和空间，才能掌握好「变」。「譬如我们诸位担心世界的未来怎么走，人类的环境问题啦，能源问题啦，经济问题啦，战争问题啦，很多很多问题。但是自己忘了我们就在‘变’的当中。只不过你没有办法改变现有的‘变’罢了。」先生说。接下去他解释了中国儒释道三家对于应变的不同方法。

　　儒家意识到时代的转变，以孔子、孟子的教义来说，他们认为世界越变越不对了，越变越坏，儒家的精神有四个字——「中流砥柱」。但是时代的巨变好似黄河、长江那样大的洪流，那个水势是挡不住的。但是儒家的精神，硬要站在中间，要把它砥住，挡住洪水冲往下流。

　　道家不是这样，道家认为这样没有用，你站在时代洪流的前面，想挡住是不可能的。你越提防，力量越是大，会把你冲垮。所以道家是四个字「因势利导」。因为时代的大洪流是这样走的，你站在中间挡是挡不住的；你只能计算它水流的速度，计算流到什么地方变弱了，再在那里轻轻引导方向，才不会出事。

　　先生比较赞同ELIAS学员采用「因势利导」的办法，「我看你们诸位都用这个方法吧。看你们担心这个担心那个，都想领导时代，所以也非常佩服你们。」

　　至于佛家的办法就不同了，「来去皆空」，反正开始奔流以后，不论如何变易，万变最终都归于「空」，开始新的时空了。

　　「所以我们了解了诸位的想法，我主张，先要认识‘变’的原则，然后再找出出路来，依个人的思想、个人的修养再作出一个方针。」在第一堂课的最后，先生总结说。一堂课两个小时，接下去，ELIAS成员可用整整一天的时间就进行深入探讨。

　　太湖大学堂的餐厅，有个很大的露台，在露台上可以看到旁边舒展的草坪，与草坪尽头若隐若现的太湖景色。ELIAS的成员虽然活动项目很繁忙，却也喜欢在忙里偷闲跑到这里来喝咖啡。先生看上去也颇喜欢这个地方，后面有不少堂课，他都坐在餐厅的圆桌旁边，和大家一边喝茶一边漫谈。

　　这次他讲的是人生的目的。先生点起一支烟，回忆起一段往事。

　　“抗战时期，四川大学的一位教授来找我，让我给他的学生讲一堂课。上课之前，我问学生，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一位学生举手问道，什么是人生的目的？”

　　“几十年后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回答，我说，首先，你这个题目出得很好。其次，这个题目其实不是一个题目。最后，你的题目又非常合逻辑。”

　　为什么这个题目出得不是一个题目？先生说：“有谁光着屁股从妈妈肚子里出来就说，我生来就是为了来干什么什么的吗？所以关于人生的目的，有许多理论，可那些理论全都靠不住。”

　　先生甚至用孙中山先生举了例子，“孙中山先生提出：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可哪个孩子光着屁股生出来的时候就会说：我为服务而生？他这个是政治哲学，如果仅仅以逻辑本身来讲，不合逻辑。”

　　那为什么最后又说题目非常合逻辑呢？先生说，“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答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就是人生。但是仅仅这样回答我们不甘愿，仍希望有个目的。于是就有了两个问题。”

　　首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生+命，所有外在的生物叫做‘生’，也就是佛学里的‘众生’。而有思想、有灵魂的叫做‘命’。”先生说，“但是不能因此就说生命是个二元论的组合。生命实际上是一元论的，生命背后的能量虽分阴阳，其实是统一的。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心物一元论’。”

　　其次，生命的价值是什么？“中国有句老话叫，生有轻如鸿毛，死有重如泰山。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里的价值观。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了周边的许多国家，所以我们与我们的周边国家，传统教育都重‘忠’‘孝’，知识分子都重视‘节操’。轻视生死，同时重视生死。”先生说。

　　“可是这些教育到现在都没有了，现在的教育，变成一个贩卖知识的过程。现在的教育注重实用主义，把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抛在一旁。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生命的问题分两个层次，先是生存问题，接下去才是生活问题。可是在现在的背景下，人们做的种种一切都是为了生活，而忘记了生存。可以这么说，现在全世界人民没有思想没有文化，一片空白，忘记了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这样下去后果很严重。”

　　东方的固有文化被推翻了，西方的固有文化也被推翻了，现在我们只为“生活”而努力，忘记了“生存”，忘记了社会生存的深层问题，更忘记了生命的意义。如何重建这些被推翻了的文化传统？相当困难。先生说，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任务，不是钱财能买得到的。

　　知识分子要做什么？知识分子要做出事业来。先生说：“中国文化对‘事业’的定义很艰深，《易经》有云，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像现在随便开个公司赚点钱，那只能算作职业。真正的事业，是为‘天下之民’的利益干的，否则都是职业而已，哪怕皇帝，也只是一个职业，职业为的永远只是生活，不是生存。因此我们为何要修炼？为何要反思？我们就是要追求并非只为了生活，而要追求生命更深层次的东西。”

　　先生抽完一支烟，烟雾与他的语句一起在整个餐厅里飘动。

　　太湖大学堂确实非常漂亮，每幢楼都精巧别致，各有洞天。楼与楼之间以长长的回廊连接，即使下雨天，穿行在两幢楼之间，不会被淋到分毫。楼宇西侧是一块大草坪，草坪修成一个大大的太极图，草坪四周杂以各种灌木和乔木，在秋季的湖风吹拂下，落英缤纷。

　　大学堂修建了六年，尚未竣工，先生说，学堂修来不易啊，当初他修金温铁路，也只用了六年。

　　二十多年前，政府想与先生合作修筑金温铁路，从金华通到先生的故乡温州。先生接受这一提议，但是他提出四点要求，修筑这条铁路，要用“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管理，中国文化的精神”。

　　“首先我要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把这条铁路变成公司。可在当时，铁路全都是国有制，没有铁路公司化的先例，”先生说，“但是我的愿望却是把满清以后的所有铁路都变成公司化。”他的想法是，为侨商回国投资，铺开更宽阔的道路。

　　“其次我想把这条铁路分成一股一股，一股十块钱，全部卖给沿路的百姓，”先生继续说，“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股份制这个概念还不深入，所以政府并不理解这样做法。其实这是取之于民、还路于民的方法。”

　　最终铁路修完后，先生还是把铁路所持股权全都还给了中国政府，只是收回了最初的投资本钱。投入多少收回多少，一分钱都没有赚，利息也没有算。“我修铁路就是想为家乡的老百姓做些事情，完全没有私心。今天我在这里要说，一个人如果真正‘天下为公’，真正一点私心都没有，那谁也拿你没有办法。”先生说。

　　百姓仍旧是真正的受益者，先生说，“这条铁路一共挖了人家的坟墓一万六千多座，没有一个老百姓反对过。这个道理是什么？老百姓的愿望，愿望这个国家发展。这就看到老百姓的心愿。”

　　最后一天的讲座，先生仍旧坐在餐厅里，四天的时间很长也很短，先生用一句成语送别所有的ELIAS成员：临别依依。

　　在最后一堂课上，先生总结了这四天讲的人类社会面临诸般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十六世纪以后，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工业的第一次第二次革命，到现在第三次的精密工业革命所发生的。”

　　“工商业的发展促使了科技文明精密的发达，使人类倾向于唯物的享受了。所以科技文明精密的发展，和工商业发展的今天，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生活上的方便，但科学文明的发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幸福，甚至可以说给人类带来更多更新的烦恼。”

　　先生回顾中国四千年多的文化传承，试图从历史上找到和现时代问题相似点：“以中国历史来讲，中国文化四千多年，我们用的历史是以黄帝纪元开始，现在是四千七百多年了。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文化成就是以天文、数学为主，所以真正要研究人类科学史，数学的历史或者天文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当中，数学、天文，应该是人类历史先进的第一页。而且把非常复杂的天文数字，非常复杂的数学原理变成几个字，譬如我们今天讲的十个天干，十二个地支，以天干地支搭配，描述地球运行的规律，没有数字，也没有复杂的理论，却非常合乎科学。不过现在这些东西却用作给人算命、看相、看风水，变成迷信的东西了。”

　　“到了两三千年前，中国的文化由表及里，由科技发展到人文，所以产生诸子百家之学。当时有个学者叫做墨子。墨子主张科技的发展，他是中国社会最初的科学家、工程师，同时坚决反对战争。史书记载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哪个国家发动战争，他就跑过去阻止。”

　　先生指着台下的ELIAS学员们说，“所以我这一次看你们来，你们诸位好象是现代的墨子，都替人类着想，墨子累得脸都是黑的，光个脚，瘦的累的，为世界上和平到处跑。这么一个人，天下为公啊。”

　　墨子主张的“兼爱，非攻”，对现时代的社会和谐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同样，儒家道家的自然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是意义非凡。

　　“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文化素来是走道家、儒家的自然主义，对于奇怪的发明、一概斥以‘奇技淫巧’，不准使用。因为说物质文明越发达，人类的欲望越提高。人类对于物质的发展欲求越提高，社会越乱，精神的生活越空虚了。这是中国两三千年政治领导思想的中心。所以在这个阶段，中国对于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的研究非常发达，儒释道三家归纳，儒家孔子，道家老庄，印度的释迦牟尼佛，成圣贤成仙成佛，生命的升华，往自我的精神方面走，研究个人、自我，研究生命。而在西方，其它一些宗教同样也在形成发展，和中国一样，西方这一二千年的文化也在这一方面走，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先生说。

　　在没有科技没有先进生产力的时代，中国一直过得很舒服。“当时中国人太舒服了，而这一时代欧洲很贫穷，直到十六世纪文艺复兴以后，通过骗中国，抢印度，才渐渐富强起来，”先生说，“我这样说没有贬低欧洲的意思，只是说，本来一个民族，在没有什么科技的时代活得很舒服，但是西方文明一来，全都变了。”

　　“但是，中国从西方科技的发展中也受益了很多，虽然中国现代科技一度落后，但却可以迎头赶上。但是西方科技文明的发展到底带来了什么？还是大问题。科技是没有感情的，而支配人的动力却几乎全是感情，大家常常说的理性，其实基本还是为情绪服务。而感情、情绪是需要哲学、宗教、文艺来修养的，不是靠科技。现在科学科技领导一切，傲视一切，世界也越来越乱，越来越痛苦。其实，基础科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与哲学、宗教研究的根本问题是一个，都是宇宙与生命的究竟。哲学从宗教派生出来，科学从哲学派生出来，其实，宗教、哲学、科学本来三位一体，现在只有重归三位一体，才有希望。”先生没有再讲下去，也许该再回味一次中国坚持“兼爱，非攻，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科学家墨子吧。

　　离别之后，交换而来的是收获，与收获之后的加倍努力。许多ELIAS学员说，在这几天，不光是思想，发生改变的，甚至是自己的整个世界观。但是正如先生所说，整个世界的诸般问题，并不是这三五天便能解决的。以后的努力将更为漫长。

　　“以后的发展如何不可知，我不知道，带这些人来的彼得?圣吉也不知道。但是他们怀着理想而来，他们并没有经费，完全是自己出钱来到这里。所以我非常乐意接待他们，治道的方针，非一言所能尽，能做的唯有尽力所能及之力罢了。

　　在最后一节课后，先生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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