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毅 百度区域媒体负责人)

　　推荐语：

　　中国有个成语叫“著书立说”，事实的确如此，若不把话语写下来并发行出去，仅仅随口说说是虚弱无力的。著书立说的威力非常大，对于现代社会而言，“铅字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除了铅字以及口头表达的传统，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公众人物被人熟悉，是因为他们的文字，而不是他们的外貌，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演讲术。”即使这娱乐泛滥的社会中，电视或许能够吸引大量的观众，帮助他们消耗工作之外自己无法合理利用的闲暇时间（在电视时代之前，可能是广播，在广播之前可能是喝酒或大戏曲艺等等其他类似形态），但“也同样会发现，以印刷品为基础的文化和以电视为基础的文化中，话语特征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社会充分利用新技术的过程其实可能很漫长，印刷术发明已有超过千年的时间，但直到最近两三百年才深刻影响了全体民众的思想及社会意识形态、经济等方面；但实际上，传统印刷术差不多已经到了应被淘汰的末期了，疲态尽显；未来的“著书立说”肯定是直接将文字推送并印刷到人人拥有的设备上，可能是PC、NB，还可能是手机，更可能是我们现在还觉得新奇的GLASS等设备屏幕上。作为其中一分子，我们或许没有能力发明一种独特的新思想，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传播通路的作用来实现自身的影响力；把持住未来“著书立说”传播渠道，对于互联网企业尤其重要。我在1年半前，曾经以为微博是承载未来这方面的主要途径，现在看来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微博更像是一个茶馆、一个彼此咬耳朵的大澡堂，无法承担将意识深化及保留下来的能力，就更不要说长远地传承。对于微信，有这方面的希望，尤其是目前克制的态度，让人看到希望，但也仅仅是希望而已；这要看微信能够取代多大比例的目前印刷术所承载的义务与责任。

　　PS，《娱乐至死》其实是两本书的合集，作者还有一本《童年的消逝》也在其中，不少思考值得一观。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文/Neil Postman 译/章艳

　　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七场著名辩论的序幕，是1858年8月21日在伊利诺伊州的奥托瓦拉开的。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交锋过几次，每一次都是唇枪舌剑。1854年10月16日在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道格拉斯首先发言3个小时，按照约定，他发言之后应该是林肯作答复。当轮到林肯发言的时候，他提醒听众当时已是下午5点钟，他可能需要和道格拉斯一样长的时间，而且在他发言之后，按规定道格拉斯还要继续反驳。他建议听众们先回家吃饭，然后再精神饱满地回来继续聆听4个多小时的辩论。听众们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一切都照林肯的计划进行。

　　这是怎样的听众啊？这些能够津津有味地听完7个小时演讲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啊？顺便提一下，在他们进行辩论的时候，林肯和道格拉斯甚至还不是美国参议员候选人。但是他们的听众并不特别关心他们的政治级别，这些人把这样的场合作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极为耗时的演讲。

　　虽然这些听众非常专注并对演讲者表示足够的尊重，但他们绝不会沉默不语或无动于衷。在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过程中，常常有人大叫着来鼓励其中一方（“告诉他，亚伯！”）或表示蔑视（“有本事你就快回答”）。如果听到什么精彩之处，他们常常情不自禁地鼓掌。在奥托瓦的第一次辩论中，道格拉斯以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来回答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的朋友们，”他说，“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沉默比掌声更得体，我希望你们能够用自己的评判力、理解力和良知来听我的演讲，而不是用你们的激情或热情。”对于听众的良知，甚至他们的判断力，我们无法过多评判，但谈到他们的理解力却是有话可说了。

　　首先，用当今的标准来衡量，那时的听众具有超常的注意广度。今天有哪一个美国听众能够容忍7个小时的演讲？或者5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尤其是在没有任何图片的情况下？

　　其次，那时的听众必须具备非凡的、理解复杂长句的能力。道格拉斯在奥托瓦半个小时的演讲中包括了三个关于废除黑奴制度的决议，这三个决议句法复杂，措辞符合严格的法律行文。林肯的答词更为复杂，他引用了他在另一个场合进行演讲的书面稿。虽然林肯的语言风格一向以简约著称，但在这些同道格拉斯进行的辩论中，他的句子结构却是复杂而微妙的，丝毫不亚于他的对手。在伊利诺伊州的弗里波特进行的第二场辩论中，林肯用以下这段话向道格拉斯作答：

　　你们很容易意识到，我不能，在半个小时之内，涵盖一个像道格拉斯法官这样的能人在一个半小时里讲到的所有方面；所以，如果有什么是他已经提到的，你们也想听听我的看法，而我却未作任何评论，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要我充分评论他的所有观点是不可能的。

　　很难想象，白宫的现任主人能够在类似的情况下组织起这样的句子。如果他能够，恐怕也要让他的听众百思不得其解或精神高度紧张了。电视文化中的人们需要一种对于视觉和听觉都没有过高要求的“平白语言”，有些时候甚至要通过法律规定这样的语言。葛底斯堡演讲对于今天的听众来说，恐怕近乎天书。

　　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些1858年的听众是理性行为的典范，那也大错特错了。林肯和道格拉斯的所有辩论都是在狂欢节般的气氛中进行的，乐队高声演奏（虽然辩论时是停下来的），小贩叫卖他们的商品，孩子们奔跑嬉闹，大人们喝酒说笑。这些演讲的场合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这丝毫没有降低演讲者的身份。在这些听众的社会生活中，文化生活和公共事务已经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

　　道格拉斯在开始演讲前做了下面这番介绍，很能代表他后来演讲的风格：

　　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出现在你们面前，是为了讨论几个困扰民众思想的政治问题。根据我和林肯先生的安排，作为两个重要政党的代表，我们今天在这里就两党存在分歧的问题进行一次联合讨论。今天到场的听众如此之多，证明这些问题确实是和民众息息相关的。

　　这样的语言完全是书面语，即使是用于演讲，也不能掩盖这个事实。从如今已经无法和铅字产生强烈共鸣的人们来看，用耳朵加工如此复杂的信息实在令人叹服。林肯和道格拉斯不仅事先准备好演讲稿，就连反驳对手的话也是事先写好的。即使在进行即兴辩论时，两人使用的句子结构、句子长度和修辞手法也不脱书面语的模式。当然，在他们的演讲中也有纯粹口语的东西，毕竟他们两个都无法做到对听众的情绪无动于衷。但是，印刷术的影响无处不在，到处是论证和反论证、要求和反要求、相关文本的批评和对对手措辞的百般挑剔。

　　总而言之，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像是从书本上照搬过去的文章。这就是为什么道格拉斯要批评他的听众，他说他需要的是听众的理解而不是激情，他的听众应该是沉思默想的读者，而他的演讲就是他们进行思考的文章。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这样的问题：书面形式的公众话语代表了什么含意？其内容的特征是什么？它对公众的要求是什么？它偏爱什么样的思维？

　　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印刷文字，或建立在印刷文字之上的口头语言，具有某种内容：一种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在任何利用语言作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地方，特别是一旦语言付诸印刷机，语言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想法、一个事实或一个观点。也许这个想法平淡无奇，这个事实毫不相干，这个观点漏洞百出，但是只要语言成为指导人思维的工具，这些想法、事实或观点就会具备某种意义。所以，流行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美国的话语以语言为中心，意义丰富，内容严肃。

　　在18和19世纪，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先后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理性时代和印刷文化并存，并不是什么巧合。印刷术的传播点燃了人们的希望，至少人们可以理解、预测和控制这个世界以及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种种奥秘。

　　到了18世纪，科学——对知识进行分析管理的典范，开始了对这个世界的改造。也是在18世纪，资本主义被证明是一种理性而开明的经济生活制度，宗教迷信遭到猛烈攻击，王权的神圣受到挑战，人们认识到社会需要不断地进步，普及教育势在必行。

　　为了理解铅字是怎样帮助早期美国人认识智力、真理和话语性质的，我们应该记住，18和19世纪的阅读同今天的阅读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

　　首先，铅字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除了铅字以及口头表达的传统，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公众人物被人熟悉，是因为他们的文字，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貌，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演讲术。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美国的前十五位总统如果走在街上，没有人会认出他们是谁。那个时期的著名律师、牧师和科学家也是如此。想到那些人就是想到他们的著作，他们的社会地位、观点和知识都是在印刷文字中得到体现的。

　　如果想想那些近年成为公众人物的总统、牧师、律师和科学家，你也许会意识到现在的情况有多么不同。想想尼克松或吉米·卡特，或比利·格雷厄姆，或爱因斯坦，首先进入你脑海的是一个图像，一张图片上的脸，或一张电视屏幕上的脸（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则是一张照片上的脸）。而至于他们说过些什么，你可能一无所知。这就是思维方法在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和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中的不同体现。

　　这也是一个几乎没有娱乐的文化和一个充满娱乐的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不同。农家小孩一手执书一手扶犁，母亲在周日的下午向家人大声朗读，商人宣读剪刀进货的通知——这些读者和今天的读者完全不同。

　　对于他们，没有多少读闲书的机会，因为他们没有时间。阅读对于他们有一种神圣的因素，即使说不上神圣，至少也是一种被赋予特殊意义的每日一次或每周一次的仪式。我们还应该记住，那时人们的生活中还没有电，凭借烛光或煤油灯阅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显然，那时的人们大多只能在拂晓和开始工作前的那段时间进行阅读，所以阅读的目的肯定是严肃、专注而明确的。

　　回顾18世纪和19世纪的美国，我们随处可以感觉到铅字的共鸣，尤其是它和各种公众表达方式之间的那种无法理清的关系。查尔斯·比尔德说过，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是美国宪法制定者的首要动机。这也许是对的。但我们也应该想到，制定这样的法律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参加公众生活必须具备驾驭铅字的能力。

　　对于他们来说，没有高深的文化程度，要想成为一介成熟的公民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大多数州的选举年龄定为21岁，为什么杰弗逊认为普及教育是美国最大希望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如阿兰·内文斯和亨利·斯蒂尔·康马杰指出的，没有财产的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参加选举，而没有文化的人却不行的原因。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一本书中写道，激励美国人的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开拓精神，这也许没错。但同时，正如保罗·安德森所说的：“不管读的是莎士比亚、爱默生或是梭罗，农家孩子一手执书一手扶犁绝不是摆摆样子的。”使堪萨斯成为第一个允许妇女参加学校选举的州，或者，使怀俄明成为第一个实现完全平等选举权的州，光靠开拓精神是不够的。妇女也许比男子更擅长阅读，甚至在边远地区，公众话语的主要途径也是来源于铅字。那些能够阅读的人，不可避免地已经成为对话的一部分。

　　佩里·米勒说过，美国人的宗教热情为他们注入了能量，或者，如早期的历史学家所说的，美国诞生于一种应运而生的理想。这些说法也许都是对的，我无心质疑。我只想指出一点，他们笔下的美国曾通行一种公众话语，这种话语的形式是印刷机的产物。两个世纪以来，美国人用白纸黑字来表明态度、表达思想、制定法律、销售商品、创造文学和宣扬宗教。这一切都是通过印刷术实现的，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美国才得以跻身于世界优秀文明之林。

　　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期，我给了它一个名称，叫“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

节选自 《娱乐至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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