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尘 海麟网主编)

推荐语：

　　民主是个好东西，在今天，知识分子谈论最多的也是民主，并试图以推动民主进程为己任。这篇文章讨论了知识分子与民主的关系，并涉及了两个重要观点：

　　1.民主是一个漫长而演进的过程。

　　2.民主最重要的作用是防止出现更坏的体制。

　　对于第一点，在很多知识分子看来，民主是一个美妙与激情并存的词汇，而与之伴生的则是血与火的革命。在最初，这是一种打破封建桎梏，迅速建立民主制度的有效方式，纵观世界上已有的伟大民主国家，无一不是由此而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单纯的革命洗礼已不足以带来有效的民主制度。以伊拉克为例，虽然其通过战争推翻了独裁者，伊拉克民众也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投票选举，但伊拉克目前的现状仍让人质疑这是否是最好的结果，革命是否让伊拉克失去了其他实现民主的更好途径。不仅初尝民主果实的国家如此，已成为民主标杆的国家也在不断反思：民主是否包治百病的灵药？虽然民主能保证民众不被反复愚弄，但其自身同样会从内部开始腐朽，普通民众的惰性更会加速腐朽的进程。

　　擅于勾画民主蓝图的知识分子发现，民主已不是最初的模样，长期以来，建立民主机制的话语权始终没有真正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需要不断与政客和资本家进行博弈，以换取发声，而不仅仅是投票的权力。这种博弈的历程往往十分艰辛，像民主不得逾越政治的情况大有所在。我们不能寄望于这些知识分子现在能改变什么，他们只能向普罗大众推销欧美风格的民主。一如缅甸，昂山素季面对的不仅是军政府的威权，还需要考量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制衡。

　　而这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如若民主最重要的作用是防止出现更坏的体制，那么在民众连基本投票权都没有的国家，如何防止出现更坏的体制？在这样的国家，知识分子掌握话语权的希望渺茫，那么他们应该寄望于自内而外的民主，还是自外而内的民主？这两种民主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论知识分子与民主

文/Tony Judt 译/迩东晨

　　智力活动有点儿类似于挑逗。如果你直奔主题，多半儿会劳而无功。如果你想要在世界上具有历史性的争论中作出贡献，而你采用的方式是参与这场大辩论，那么，你几乎也没有胜算。知识分子的首要之务在于，谈论在世界历史上产生共鸣的议题，同时还要确保自己处在能够产生影响力的那个圈子。如果你在对话中的发言被人留意，然后融入一个更加广泛的对话或是正在其他地方进行中的对话，然后，天随人愿，水到渠成。

　　因此，我认为知识分子一味谈论世界需要民主，或者人权需要在全世界得到尊重，稍嫌不足。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切中要害，而是说他们的言论对于目标的实现或者增进对话的精确性方面并无建树。而同样一个人，如果能认真地指出民主乃至民主国家中存在的缺陷，才为“应鼓励他人效仿我们真民主的体制”这个命题提供了更好的对话平台。单纯宣扬我们拥有的才是真民主或者说我不管我们的体制怎样，但我要帮助你们建立自己的民主体制，就不免招致他人不客气的回应：好吧，你先把自己家里的整好，然后才有可能获得外部听众，等等。因此，要想走向国际，我们必须从国内做起。

　　当前我们应该关注什么呢？我们正处在一个周期性改善的终点。这个漫长的周期始于18世纪末期，而且，尽管历经曲折起伏，它基本上延续到了1990年代：即领导人被迫接受“法治”思想的国家数量稳步增长。我认为，自1960年代至今，指向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经济自由和个体自由蔓延开来并覆盖了上述改善的进程。这后两者的发展，看似上述周期性改善的产物，却在事实上对其构成潜在的威胁。

　　在我看来，导致本世纪日益缺乏安全感的部分原因是：过度的经济自由（仅限于该词语的特定含义），加之气候变迁和一些捉摸不定的政权。作为知识分子或者政治哲学家，我们可能面临这种处境：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想象更美好的世界，而是相反，要思考如何防止出现更坏的世界。进一步地说，这种处境稍有不同的是，最不值得人们聆听的恐怕是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长于描绘理想化的、一切都会变好的美妙图景。

　　我们需要扪心自问的是，如何做才能维护已有的法定或宪法权利（或人权）、社会准则、自由、社会秩序等等。我们所应质疑的，并非伊拉克战争在带给中东民主、自由、解放和市场的方式上的好坏，而是要设问：即使实现了既定目标，它是否属于精打细算的举措？想一想机会成本：资源有限，做了这件事，失去了做其他事的可能。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做到这些很难。他们大多数都自以为是在捍卫和推进抽象的宏愿。但我认为未来几代人捍卫和推进宏愿的最佳方式，是捍卫和维护已有制序、法律、规则和实践成果，它们凝结着我们为实现那些宏愿所付出的心血。心系于此的知识分子才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你考察一些国家的历史，你会发现，在它们发扬光大有关民主的美德的历程中，首先实现的是合宪性、法治和权力分立。民主几乎总是姗姗来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民主定义为：所有的成年人有权参与选择建立居于他们之上的政府，那么，它来得很晚——被当今人们视为伟大的民主国家，如瑞士，在我有生之年才做到这一点；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如法国，在我父亲的有生之年才实现。因此，我们不应认为民主是起点。

　　民主与秩序良好的自由社会之间，以及过度自由的市场与成功并井井有条的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相同性质的关联。处于大众媒体时代的大众民主意味着，一方面，你能够迅速揭露布什在2000年大选中借助作弊胜出，但在另一方面，大部分普通人并不关心。

　　如果是在19世纪基于有限选举的老派自由社会时期，布什作弊成功的可能性反而更小：相对少数人参与的选举，大家会更关心自己选择的结果。因此，在自由思想普及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一定代价，对此，我们应了然于心。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回归过去那种有限选举权或者仅有两类选民，或任何其他方式——即如你知道的、知情的或者不知情的。我们只是希望人们明白，民主未必是解决不自由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

　　丘吉尔那句“民主是所有制度中最不坏的一种”的名言，虽有局限性，但也不无道理。对于不民主的举措，民主是最佳的短期防护手段，但它并不能有效防护其自身的基因缺陷造成的损害。希腊人曾经知道，民主不会败于极权主义、独裁统治或寡头政治的诱惑力；它更可能被毁于自身腐化变质的版本。

　　民主政治腐蚀的过程会很快；它们会在语言或者修辞方面变质——也就是奥威尔关于语言的观点。它们腐坏变质的根源是，大部分人都不太关心政治。谨以“欧盟”为例，1979年，欧洲议会举行了首次选举，当时选民的平均投票率超过62%。如今，欧洲议会具有更加举足轻重的作用，权力更大，但投票率却低于30%。由此可见，在选择谁来主掌大权方面，想要人们长期自愿地保持关注，何等困难。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知识分子以及所有素质良好的新闻记者，唯有他们能够弥补在民主的两端——即治者与被治者——之间日益扩大的空白地带。

节选自《论知识分子与民主》

译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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