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巍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编辑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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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教授的名字在社会学界之外恐怕知道的人不多，以前在百度搜他的名字相关结果还没多少，不过现在他却因为两件事火了一把。一件事是他以一篇长文加入了方韩之争，以逻辑绵密的学术范儿倒韩挺方，这自然激起了韩粉们的口诛笔伐。另一件事是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做了一次演讲，题目叫《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和中国的发展》，在演讲中他提出了“中国微博的特色使得网民更可能被操纵”，“中国民众当前的主流政治思维特征是反权威、民粹，社会缺乏基本共识，这使得最简单的争论在微博中也无法达成共识，大众思潮实际上在被消费”等等观点，这些言论被片段式摘引到微博上后，一度引来抨击无数。批评者无法接受动摇“微博”作为当今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和积极力量的观点，也无法忍受以下两点：一是赵鼎新是美国教授，对中国急速发展的国情缺乏根本了解；二是赵才穿了几天马甲居然就敢对微博指手画脚。
我对方韩之争没怎么关注，因此对赵的那篇长文中很多内容一头雾水，但那篇演讲稿却的确读了几遍，深为他受到微博上的指责感到不平。我相信很多批评者大多是没有看过原文的。赵鼎新并没有质疑微博在中国的力量和价值，恰恰是他在比较了微博在中国的地位要远远大于Twitter在美国的地位之后，才提醒要防止中国当下的意识形态缺陷与微博的力量叠加发生更大的错误。我也能看出赵鼎新对新的传播形态目前还未做深入的研究，但这不妨碍他以二十多年修为的社会运动学术研究视角来看待当下的新现象，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让我认为赵鼎新的视角值得参考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的这本《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这本书是他根据1996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后，及2004年起给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开课的讲义整理而成。与国内课本讲义类书籍充斥概念和意义不同，这本书课堂对话感极强，包容了关于社会运动研究的所有学术流派观点，又通过体系梳理构成了作者自己的清晰视角。他将集体行动、社会运动、革命纳入统一框架的研究思路，至少给我一个启示，就是在集体性的社会政治运动面前，制度化应对的方向和能力是决定性的。特别是在中国，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未来也在观望这一点。
不得不提的还有赵鼎新的学术背景，因为他是少有的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的成功学者。他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90年获得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昆虫生态学博士后改攻社会学，1995年在麦基尔大学获取社会学博士学位，自1996年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芝加哥大学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诞生地，也是社会学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学派”的本部，如今赵鼎新已经是那里的终身教授。他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与关切也无庸质疑。他目前担任芝大中国研究委员会主席，以及北美中国社会学家协会主席。而赵鼎新的社会学成名作，研究的正是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场最重要的社会运动。
新闻、舆论与社会运动
文/赵鼎新
当前的世界信息爆炸，人们已经越来越依靠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和互联网来获取各种信息，了解在自己身边以外所发生的事物。特别是在西方社会，百姓一般对主流媒体的报道抱有很大的信任，媒体的报道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定义公众舆论。只要一个事件不是发生在人们的周围，媒体的报道在大多数百姓的眼里就是事实。更有之，如果媒体对一个事件不予报道的话，那么这一事件对于广大百姓来说就等于没有发生。在这种环境下，一场没有被报道的社会运动就如同一场没有发生过的社会运动。因为这个原因，西方的社会运动组织十分重视获取媒体的报道，哪怕是负面报道。同时，媒体报道还可以是社会运动传播其思想、主张和认同感的一个最为有效的渠道，是社会运动动员大众和寻求同盟的有力武器，是取得社会同情和关注以及从舆论上击败对手的法宝。由于媒体和公众舆论对西方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关键作用，这就引来大量关于媒体、公众舆论和社会运动这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
媒体对社会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两个相互依存的层面：不同的传媒形式会给社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传媒中的不同内容也会给社会带来不同影响。与此相应，关于媒体、公众舆论和社会运动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可以被分成两大块。其一就是麦克卢汉所提出的“传媒方式本身就是信息”，其二则研究新闻的社会性质、新闻的内容、大众对新闻的看法等因素在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传媒方式就是信息？
最早系统提出“传媒方式本身就是信息”这一思想的是加拿大著名传媒学者麦克卢汉。这一口号的基本原理很简单。比如，讲话的声音能传得较远，但却音过即逝，在时间上留不下来；写在纸上的东西在空间上没有任何扩展性，但它却能被保存下来让后人看到。对于传媒学者来说，讲话和书写这两种传播特性说明了不同传媒方式本身就带有不同的信息。
当电视在西方社会兴起后，它作为一种传播方式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殊性质也马上为社会变化和社会运动注入了新的因素。女权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兴电视传媒的性质决定的。在书写文化下，不同类型的读者很容易被分割。在这种阅读文化下，许多妇女对以男性为对象的书籍和文章或者没有兴趣或者干脆就看不懂。由于信息资源分配不公，女性在社会中就趋于保守和依赖，因此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在社会上就得以维持。但是电视属于一种以图像和口语为核心的传播方式，图像的直观性和话语的通俗性使电视节目很难像文字作品一样深奥。这就是为什么与印刷品相比，电视节目更容易做得男女老少皆宜。以上这些逻辑的结果是，在电视媒体兴起后，男女开始看相同或者说类似的作品和接受相似的文化了，从而促进了女权运动的兴起。
互联网是这个世界继电视之后兴起的一种新型媒体，它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张，用户不断增多，成了电视以后改变人们生活的一种最为重要的传媒技术突破。互联网有着一个与传统媒体截然不同的性质，就是它有很强的多人互动性。但问题是，网上的通讯往往话题很受限制并且质量不高，在网上建立的关系和与之相应的认同感也缺乏坚实的基础。社会运动所必需的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不可能在没有面对面接触的情况下产生。一个纯粹在虚拟空间中发动的网上社会运动效果往往十分有限。
当然，以上讨论的仅仅是最为一般的情况，实际情况肯定要比这复杂得多。比如，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国际性社会运动的发展往往受到通讯条件的很大限制，因此，互联网对国际性社会运动的影响就要比对地区性社会运动的影响来得大。此外，我们以上讨论的主要是西方社会中互联网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如果一场社会运动是在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政治信息闭塞的威权国家中发生的话，互联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将会大很多。但是，这个不同并不仅仅取决于互联网本身的性质，而取决于互联网中所载有的新闻内容在不同国家社会关系下的不同。
媒体内容才是信息
西方的主流媒体和公共舆论是相对保守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媒体基本上是传统新闻源的一个传声筒。如果一则新闻故事与政府有关，媒体报道往往代表了官方的意见。这种现象在国际报道方面尤为普遍。在美国的媒体中，苏联击落韩国的一架客机是一次道德性事件，而美国击落伊朗的客机却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新闻大力强调美军在军事和技术上的优势，却忽略战争的其他方面（如伊拉克平民的伤亡）。因此有人说，美国新闻中的海湾战争有如一场“任天堂游戏机战争”。与媒体一样，西方的公共舆论也有着很大的保守倾向，西方的公共舆论一般受媒体左右并由媒体建构。
西方的媒体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机构。因为社会运动往往是反对某些现存秩序的，所以当一个社会运动刚刚兴起时，它或者会遭到媒体的忽视，或者会引来负面的或歪曲性的报道。西方的公共舆论也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机构，它的价值倾向一般由媒体来调控，并且在媒体没有报道一个事件时，西方的主流舆论一般会忽略这一事件的存在。这样的媒体和公共舆论环境给西方社会运动的发展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但是，西方社会运动组织在面对这些阻碍时并不是完全无所事事。首先，新闻的特点之一在于新奇，所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说的正是这个道理。社会运动能形成一定规模，能给社会带来很大影响，能表现出各种在平常看来是“不符常规”的行为。这些都是新闻报道的理想题材。新奇和激烈的行为更能受到媒体的注目，但是新奇和激烈的行为有时却可能得不到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好评。为了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张力，西方一些社会运动组织甚至在其内部进行了分工。他们专门有人去做各种激烈的行动以吸引媒体的注意。一旦得到媒体的注意后，该运动的发言人就会衣冠楚楚地站在记者的话筒前，以向社会澄清事实的手段来陈述该运动的真正主张。
但是，社会运动组织的任何新闻策略都会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任何新颖的策略和举动在第一次出现时可能会成为新闻，但随后它就是常规了。要吸引媒体的注意力，一个社会运动组织就必须常出新招，这对任何一个社会运动来说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在西方，无论社会运动组织采取什么样的媒体策略，它们也不可能改变西方媒体和公共舆论的保守性这一特点。
中国集体行动的现状和未来
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虽然中国每天都发生着大量的集体行动，但这些集体行动的背后都没有大型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其背后有许多原因。首先，像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样以强大的教会组织作为制度基础的宗教，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不具有统治地位，宗教性意识形态较难成为大型集体行动背后的支持性话语。其次，就中国目前所发生的各类集体行动的性质来看，这些集体行动更需要的是一种左倾的追求社会平等的大型话语或意识形态。但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传统左派力量已十分微弱，新左派知识分子又只会解构而不会建构，世界和中国的左派话语早已变得支离破碎。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在总体上是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的新一轮改革的受益者。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与政府之间在利益层面上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结盟。这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结盟并不牢固，但只要中国经济保持向上的势头，这种结盟关系还将会继续保持下去。在目前，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虽然会为社会公正而呼吁，但很少有人会为社会下层的抗争制造出大型意识形态。
由于不存在大型的反抗话语和意识形态，由于目前中国社会的社会矛盾有着很大的地方化倾向，从政府角度来说，中国出现的种种集体行动至少在现阶段来说是很容易对付的。特别是中国经济在目前仍然保持着发展势头，中国政府的财政也有着较大的盈余，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当前最为普遍的各类以经济利益为诉求目标的集体行动，中国政府无非需要支出一些“安定团结费”而已。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西方各国均经历了一个工人运动的高发期，但是由于西方各国的政府在对待工人运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这就导致西方各国工人运动的不同发展方向。其中有些国家的工人运动被迅速制度化，有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制度化的进程艰巨并且缓慢，而在有的国家中，由于政府缺乏对工人运动的制度化能力而使工人运动激化，并进而导致革命，西方各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发展，直至今日仍然对西方政治有重要影响。
借鉴西方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在目前这一阶段的发展不仅仅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同时还将决定中国今后集体行动的总体性质和走向，而决定中国集体行动总体性质和走向的最为重要的因子，就是中国政府在目前这一所谓“集体性事件多发期”中所展现的对各类集体行动的制度化能力。
节选自《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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