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友一言：

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河竞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

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前段时间，有幸去了清华的艺术博物馆，其中一层展馆让我流连忘返。里面陈列着梁启超、王国维、朱自清、钱穆、杨绛等近代学者一些关于治学、工作、生活中的书信手迹。有些是写给朋友、有些是写给同事、还有写给爱人，虽然日久已经纸张发黄，字迹模糊。但却让我仿佛看到那跃然纸上的音容笑貌。那一笔一划中的严谨认真，和一字一句中的恳切真挚，还有对于学问中细小问题你来我往探究的执着和坚持。感触之余，更多反思。

时至今天，知识信息的更迭，获取方式的多样。拿来主义大行其道，实用主义更是王道。互联网海量的信息和触手可得，已经很难有人去潜心研究一篇文章，深读一本古书，已经不在意语言的严谨和行文的审慎，忽略文字的温度和笔画的情愫。轻视经史的意义和典籍的价值，更难去做无用学问的探究。我想，这或许正是技术进步带给我们关于学问最大的陷阱和悲哀，值得每一个朋友的关注和警醒。

本周的“与自己对话”系列文章，我们将以“学习”为关键字，为大家推荐两篇万字长文，共赏共勉。

我的九个学习方法

文/于光远：

什么是治学,什么是学者和学者应具备的特殊素质。治学态度的第一条是独立思考,决不盲从,只服从真理;治学态度的基本点是求真;为了求真,切莫文过饰非,要务实,要防止自己的研究成果异化。方法是什么,坚持严格的科学态度是根本方法,掌握以下方法,做个不断追求的人。

1、从不浪费自己的时间

一个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能够有效的工作的时间更短,而应该研究和自己喜欢研究的问题却很多很多。过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损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今后决不浪费自己的时间,这一点要自己来把握。我觉得即使现在没有像过去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在那样的情况下时间即生命的损失是不可抗拒的),还是可能浪费自己的时间。这要自己下决心,并且学会一些本事,避免或者减少浪费。

“我决不浪费时间”这是尼采的话,我引尼采的这句话,就是我最怕人浪费我的时间。听报告,这报告的题目我很想听。从你报告的内容来说半小时就足够了,可是报告人讲了3小时,我坐在那里不听不行,听不出多少内容,浪费了我的时间,我就不听。不听,我脑子开小差,做副业。

2、心中要有许许多多问号

我在一篇超短文中写到,“问号”在懒汉那里,只是迷茫,只是绊脚石;而在勤于思索的人那里,就如巴尔扎克所说,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我接着写道:“问号的形象,是钩子。有这种钩子,也就有可能钩到知识的答案。否则,即使几度进人知识宝库,也会空手而回。”完全由问题也可能写成好文,屈原的《天问》不就是吗?关于问号的形象是钩子,这是我的“伟大发现”,这个发现帮助我能够比较生动地讲心中要有多一些问号,有可能“钩到”答案。

到底问号为什么会写成这样,我并没有想去研究。可是因为我说过那样的话,回来我就真的看到问号为什么写成这样子的小文章。这篇文章从西班牙的出版物中问句前面有问号、后面有问号说起(前后两个问号的做法,犹如普通引文前后都有引号相似。我1983年去过西班牙,在那里翻过西班牙的书,看到那时的情况还是这样。我不知道现在西班牙的出版物是否变了。)讲问号的历史原来开始是用拉丁文写一个问号,questo,后来改用一个Q,漫漫这个Q就简化成现在问号的形象。

“钩到的”这个比喻,我还进一步发挥,知识钩到之后,就可以挂到衣柜里去,分类挂起来,这个挂在这,这个挂在那,我穿西装,穿夹克衫,拿起来,知识用起来就方便了。这里我想说一句我过去说过的话“做研究学问的有心人”。这种有心人,就是对许多事情心里有问号的人,就是对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高度注意和高度敏感的人。

3、当敬一事师、一理师

有一个人他告诉你一件事,使你增加了知识。或者一个人他对你讲清楚一个道理,使你提高了自己的认识。这样的人,我认为应该看作你的老师,老师不就是做了这种事情的人吗?

我还认为应该像对待老师那样地敬重他。这样的人,可以称作“一字师”,“一事师”。这样的人,他们做的事情虽然少,关系不固定,但是人数很多。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此处的“师”乃“一事师’,“一理师”。

4、学成于勤

韩愈有句名言:“业精于勤毁于惰”。他说的“业”是“专业”,我这里说的“业”是“事业”。我提倡做学问的人要勤快。我这个人,尽管有人对我有这种那种意见,但没有人讲我于光远懒惰。我可以举这样的例子:1991年我得了癌症,在接受外科手术全身麻醉醒来之后只有40小时,我就口授一篇短文,请特别护理我的护士记录下来,在《服务科技》上发表。在手术后的化疗中我感染了肝炎,医生要求卧床,我口述我本人20岁前的长篇经历,也出了书。　　我有八个字“无时不思,无日不写”。关于这八个字,我的《碎思录》中有一篇文章有下面一段话:“不是警句,更不是格言,只是本人的习惯。人各有特点,我的特点就是思考和写作。我感到世界上总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值得去思考,思考了总想留个记录,就去写。养成了这个习惯。自己体会到,这种思和写有助于自己对世界认识的深入。”

我脑勤,不断想问题;眼勤,经常看书刊;笔勤,经常写;腿勤,经常出门。勤快就是投人劳动比较多。古希腊人认为劳动是野蛮的,有损于人的智力,会使人兽化。我们的观点是劳动是光荣的,而且是一种愉快的活动—至少要使它成为一种愉快的活动。劳动中的艰苦一定要换来愉快,如果得不到愉快我是不干的。

5、学问一是坐出来的,二是走出来的

过去学者很自豪的说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此学问大。我把它改一下,说自己的学问有两种来源,一是坐出来的,二是走出来的。一个人坐着也可以做学问。书(广义的书包括电脑电视等)通常是坐着或者靠在椅子沙发上看,当然还有坐在车上、船上、飞机上看(现代人坐在交通工具里的时间很多)。我认识一位叫士光敏夫的知名企业家,20年前,那时他已经八十来岁。一次我和他一起坐在飞机上,他对我讲,他跟日本年轻的企业家还能竞争,靠什么?靠两条,第一条是他在飞机上能工作;第二条是他下飞机后没有夜生活。

我在飞机上一直可以工作,可以看东西,写东西。1957年我到莫斯科去,在飞机上,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国内的同事,我的字写得乱七八糟,同志们看了说,哎呀,这是“天书”,天上来的书信。坐着看还有一个“马上”,长征路上毛泽东骑在马背上读书、吟诗、填词。“马上”还有一个涵义是如厕即坐在马桶写东西看书,这倒是几乎天天做的事情。还有一个“枕上”看书和刊物,也是我天天做到事,坐着不只是看书,还包括记笔记、写文章、开会、谈话等等,都可以增加学问。反正只要不离开当地就属于“坐出来”的范围。

“走出来”就是到外面去看。现在我只能做轮椅走了,“于光远坐轮椅走天下”。去年走了二十多个城市,今年也会有几十个。我准备在“于光远网站”拍卖《于光远坐轮椅走天下》影集,现在这样的照片大约二三百张。

6、治学也要现代化

我在这里讲的“要现代化”,还不是研究内容的现代化。我认为从整个学术界来说,研究的内容应该现代化,我有一个“社会研究课题的五层次说”,其中第一个层次就是研究我们的时代,使我们能够最充分适应我们的时代,这只是一个大的治学方针。现在我讲的是治学也要运用现代化的技术。

1999年前,我听说许多朋友纷纷换笔、上网。我以年老迟钝为借口,自暴自弃,我是个“残废”,在食指和与食指相连的手背上,开过好多好多刀,这个手指就不能弯了,因此我就不能抓鼠标。

直到1999年7月,考虑到新世纪即将来临,才宣布“我要现代化了”。过了一年我决心换笔,一只手抓住移动鼠标,另一只撼鼠标左侧和打键盘。直到现在我是这样用电脑写文章、写信,好几本书我就这样在电脑上“写出来了”。2001年7月我生日那天,我开通“于光远网站”,对我的治学能起很好的作用。

7、考虑选题的经济学

有一年我在山东东营,说:如果要在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和对黄河三角洲的研究间选择其一,我宁肯多做对黄河三角洲的研究,理由是对黄河三角洲研究的人比较少。研究容易受到重视。最近我写了一篇《众口争说WTO》,稿子写好之后,《北京日报》向我约稿就给了他们(编辑部把文章的题目改成《英特纳雄内尔和全球化》我认为改得不错)。这表明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众口争说的产物,那就不是按照“物以稀为贵”的原则选的题目。　　总的来说,选题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写出来的文章一般要求及时刊出,看到的人比较多。“信息经济”就讲求争夺眼球。从研究领域来说也有选择问题。经济学方面的文章,我当然要写。可是经济学家太多了,物以稀为贵,就是被称为著名经济学家的也不少。而且叫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一定意义下就是还不那么著名,真著名了就用不着叫他什么著名经济学家,因此还是叫我教育学家让我高兴。

8、研究成果不妨先写随笔发表

科学研究成果通常以议论的形式发表。在长期科学研究的实践中。论文已形成某种格式,要求确切地表述研究后作出的结论,写清楚自己的诸论点和它们的有力根据。论据的力量在于资料可靠充分,推理周密,符合严格逻辑的要求。这在自然科学中更加重规。但是写成这样的论文往往一下子做不到,我觉得可以先写成随笔发表。自然科学家一般不愿意这样做,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报原则也不登随笔,它不是论文,就没有论文的地位,也不享有论文的权利。你可以从早发表得到很大好处。

9、温故求新

中国有一句老话“温故知新”。这话我赞成,有一回我在上海,住在衡山宾馆。一天去嘉定开会。会后回衡山时有两个青年搭我坐的便车到市内。路上走的时间很长。一路上我给他们讲了许许多多的故事。

如何练就学问的智慧和功力？

文/钱穆

今天所讲的题目，在我平日上课时，也常讲及，并非有什么新意见。只因近两年来我上课较少，且以前所讲多是零碎穿插，今次稍为作成系统，此可谓是我自己做学问的方法论，但大部分亦是古人治学之经验。

做学问第一要有“智慧”，第二要有“功力”。二者在学问上究竟孰轻孰重？普通当我们欣赏或批评一个人之学问成就时，多赞誉其智慧，但对于从事学问之后进，则率勉励其努力。如子贡称孔子“固天纵之将圣”，则是在天分上赞美。如荀子《劝学篇》云：“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又如《中庸》所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则是在功力上奖劝。

总之，对于已成功的大学者，每不会推崇其功夫。但对于后进年轻人，亦不会只夸其智慧。这里面，导扬学术，实有一番深意存在。

一般人之意见，每谓智慧乃属天赋，功力则应是自己所勉。若谓从事学问，只要自尽己力即可，而天赋则不能强求。实则此事并非如此简单。每一人之天赋智慧，往往甚难自知。譬如欲知一山中有无矿藏，并非一望可知。须经专家勘测，又须有方法采发。采发以后，尚须有方法锻炼。我们每一人之天才，固然出之天赋，但亦须有方法勘测、采掘、锻炼，方能成才。而此事较之开发矿藏尤为艰难。

抑且智慧有广度，又有深度。每一人之聪明，不一定仅限于一方面。如能文学，不必即不能于历史、哲学或艺术等方面有成就。又其成就究可到达何等境界，亦甚难限量。因此，做学问人要能尽性尽才、天人兼尽，其事甚不易。但若不能尽性尽才、天人兼尽，而把天赋智慧埋没浪费了，不能尽量发展，那岂不很可惜！

因此，做学问之伟大处，主要在能教人自我发现智慧，并从而发扬光大之，使能达于尽性尽才、天人兼尽之境。如台湾阿里山有神木，年寿多逾一两千年以上，至今仍生命健旺。但此等神木，亦须有良好条件护持。我觉得人也应可成为神人，但每一人率常埋没了自己的天赋与智慧。每一人之成就，很少能达到尽性尽才、天人兼尽之境。因此我说能发现与完成各自之智慧与天赋，而到达其可能之顶点者，乃是做学问人之最大目的所在。

讲到功力。譬如山中矿藏，非懂矿学即难发现。抑且但懂煤矿者，仅可发现有煤矿，其他矿藏，彼仍不知。且以采发煤矿之方法采掘石油，仍将毫无用处。可知我们之智慧固需以功力培养，而我们之功力亦需以智慧指导。

《论语》上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姑把“学”当作功力说，“思”当作智慧说。学而不思，等于仅知用功，却无智慧，到底脱不了是一种胡涂。如我们以研究文学方法来用功研究史学，亦将仍无用处。思而不学，则如仅凭智慧而不下功力，到底靠不住。因此，智慧与功力，二者须循环相辅前进。说至此，则请问究将如何去下手？

我今天的题目是：关于学问方面之智慧与功力。“学问”二字，本应作动词讲。今试问我们向哪个人去学？向哪个人去问？又学些什么与问些什么？此应在外面有一对象。因此做学问同时必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自己，即学者与问者。另一方面则在外，一定有个对象。

学问必有师、弟子两方，必有先进与后进，前辈与后辈。从事学问，须先懂得“从师”与“受业”。学者自己则犹如一个孩童，一切不能自主自立，先须依随人。因此学者自称为弟子，对方即是一长者，即学问上之前辈、先进，如此才算是在做学问。

因此从事学问，贵能常保持一种子弟心情。最伟大之学者，正为其能毕生问学，永远不失其一分子弟心情之纯洁与诚挚。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也可借来此处作说明。惟其永远在从师与受业之心情与景况中，故其学问无止境。

若我们专以“学问”二字作一名词，如说你能这门学问，我能那门学问，则学问已成一死东西，再无进步可望。此是做学问的最先第一义，我们必先深切体会与了解。

现在再讲到以功力来培养智慧，与以智慧来指导功力之两方面。我想分为三阶段、六项目来讲。

第一阶段做学问要先求能“入门”，不致成为一门外汉。于此则必先要能从师与受业。如诸位进入学校读书，此亦是从师受业，但究属有限。我此所讲之学问，则不尽于此。因此我之所谓从师，亦非必当面觌对之师。诸位从事学问，要能自得师，要能上师古人。当知读书即就如从师。

诸位应懂得，“由前人之智慧来指导自己之功力”。因学问必有一传统，每一项学问皆是从古到今，不断承续而来。断不能说此项学问由我开始。

诸位当知，从前人在此项学问上，早加上不少功力了。从前人既已成学成业，即可证其有可信之智慧。正为如此，所以从前人之智慧，可以来指导我自己之功力。接着第二层则是：“由从前人之功力来培养我自己之智慧”。此因从前人之智慧，亦是由其功力所培养而成。故可借前人功力来培养自己智慧。此两层乃是学问之入门工夫。

现在先讲第一层：即我开始学问，功力应向何处用？

最简单讲，第一步，诸位应懂得读书，又必读人人必读之书。换言之，即是去读学术传统方面所公认的第一流之书。此乃前人智慧之结晶，有作者，有述者，乃学问大传统所在。我们既不该随俗，亦不可自信，当知此皆非从事学问之正道。我自己且当先认为是一盲目人，只有依随此传统智慧之结晶而用我之功力，我则依墙摸壁，跟着人向前。

如《论语》，二千五百年来任何一有智慧人，在学问上有成就者，皆曾读此书。《论语》既是孔子智慧之结晶，亦可说是经过了二千五百年来有智慧人所公认，成为儒学一大传统。自孟子、荀子、董仲舒、扬子云以来，皆曾读《论语》。因此我们今天也得读。此事决不能说是盲从。而且学问之第一步，也可谓正从盲从开始。

我已在先说过，从事学问，第一步应先自己具有一子弟之心情来从师受业，来亲师向学。此师即是在学问传统上已证明为一有智慧之前人。自己则犹如一盲者，犹如一不能特立独行之婴孩，我们定得跟随人，定得依墙附壁，一步步来锻炼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的功力之最先一步，则应自此处用。

从前人提出读书法，要在“存大体、玩经文”。此六字即是初学读书一好指导。任何一书之正文，可说即是经文。我们要能懂得其大体，也就够了。如此，用心不杂，不旁骛，一部一部地读去，可以教我们轻松上路，不觉太费力。凡你所读书中一字、一句，训诂义解，即成为你自己之知识。做学问首先要有知识，无知无识，做何学问！

从前人如何讲、如何说，我即应知。但其中也须有选择。我自己无智慧，好在从前有智慧人，已不断在此中选择过，我只依随着前人，遵此道路行去。读了一部又一部，求能多学而识。先要知得，又要记得。读后常置心中，即是“存”。读了再读，即是“玩”。此是初学入门工夫，万万不宜忽略。

每一人之聪明，不仅自己不易知，即为师者，亦未必能知。惟其人之天赋智慧不易知，故初学入门，最好读一书后，又读一书。学一项后，再学一项。所谓“转益多师是我师”，从此可以发现自己才性所近。却莫早就自作聪明，反先把自己聪明窒塞了。

如今大学制度，尽教人修习专门之学。一入了史学系，便尽向史学方面钻。但自己智慧不一定只在这方面。先把自己智慧宽度隔限了，自己智慧之深度，也将有害。不向更广大的基础上用力，常不易有更崇高之树立。这在学问上是最值得注意的。

我们该先涉猎，先筑广大基础，先知学问之大体系与大格局。而能在此中发现自己智慧，此事更属重要。

我个人自幼读书幸而没有犯上随俗与自信之病。我最先只懂读文章，但不读俗陋的，如《古文观止》之类，而只依随着文学传统所重，读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但我并不能懂得姚选妙处，我想应扩大范围，读他所未选的，才能知其所选之用意。

我乃转读唐、宋八家全集，乃于《王荆公集》中发现有很多好文章为我所喜，而姚氏未选。因此悟得所谓“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之分别。我遂知姚氏所选重文不重学，我自己性近或是在学不在文。

我遂由荆公转下读朱子与阳明两家，又上溯群经诸子。其时尚受桐城派诸家之影响，不懂得注意清儒考据。但读至《墨子》，又发觉有许多可疑及难通处，乃知参读淸末人孙诒让之《墨子间诂》。从此起，再翻读清儒对其他诸子之训释校订。

在此以前，我虽知姚、曾两人都主张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不可偏废之说，但我心中一向看不起训诂考据，认为一字经考证而衍成为三数百字，可谓繁琐之甚，故不加措意。至此才知我自己性之所好，不仅在文章，即义理、考据方面，粗亦能窥其门径，识其意趣。

我之聪明，虽不敢自谓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皆能，但我至少于此三方面皆已能有所涉猎。若读书不多，仅限于一方面，仅限于几部书，则只能单线直前，在其他方面之智慧即不能开发。并且单线直前，太窄太艰难。有时也会走不通。因此，初学入门，“涉猎”工夫是重要的。但涉猎非粗疏之谓，只是读了一书又一书，走了这边又那边，且莫呆滞在一点上。

《论语》上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此处“好学”一语，我们必须深细体会。自己的天赋聪明，切莫太自信，但亦不要太自怯。须知做学间应先有一广大基础，须从多方面涉猎，务使自己能心智开广。

若一意研究史学，而先把文学方面忽略了。又若一意研究文学，而先把史学方面忽略了。又若一意研究思想，而不知历史，不通文章。如此又何能成得学？其实只是自己薄待了自己，开头先把自己限了。学与问，不一定便知、便能。何况自己决心不学不问，那有自知、自能之理！

故知我们从事学问，开头定要放开脚步，教自己能眼光远大，心智开广。当知一切学问，并未如我们的想法，好像文学、史学、哲学，一切界限分明，可以互不相犯，或竟说互有抵触。当知从事学问，必该于各方面皆先有涉猎，如是才能懂得学问之大体。

继此，我们将讲到“专精”与“兼通”。此两者间，正须更迭互进，却非有何冲突。如我们专心读一书，此即是专精。读完《论语》，再读《左传》，此即是兼通。先读经是专精，再治史是兼通。经学中先读《诗》，是专精，又读《春秋》，是兼通。

如此两方面更迭而进，如治经学当兼通五经，兼通十三经，又当兼通汉、宋，兼通义理与考据，兼通今、古文学派。治史学当兼通如制度、地理、经济、法律、社会、学术思想、宗教信仰、四裔民族等。治文学当兼通诗、赋、词、曲、骈文、散文等。

又如兼通文史，兼通经史，兼通经子等。学问入门，正该从各方面都有一番探究。正因各人自己聪明天赋谁也不能自知，应先由自己尽量探测。广度愈开阔，然后深度愈迈进。少一分功力，即少一分启悟。对自己将来远大前程，是一种大损失。

我们为学首先要“多学而识”，已如上述。次之即要懂得“一以贯之”。粗言之，如读《论语》、《孟子》后，要自问《论语》《孟子》中所讲为何？读杜诗、韩文后，亦应自问杜诗、韩文其精采在何处？诸位万勿忘却学问中之一“问”字。能在心中常常如此一问，便自有许多长进。此一步工夫决不可少。

做学问定要一部一部书的读，在毎一书之背后，应知其有一个个的“人”存在着。每一部书是一番“业”，毎一个人是一位“师”。读书即是从师受业。

又应问师如何成此业？这一问便开了我自己学的路。若诸位不肯如此用心，一意只想要写一专题，把自己学问早有所表现，如写唐代文学为题，则便把杜诗、韩文东窃西剽，一时像有成就，实在是无成就。纵多表现，像是自己学问，其实永不能成学问。固然初学人也须有表现，而此等表现，则只当看作是我工夫之练习。练习则贵在暗处，不贵在亮处。此是初学人用心最该自反处。

诸位真要从事学问，则先不可自高自大，应自居为子弟身分。要懂得如何从师受业，并要亲师、尊师，又贵能从师那一面照见出自身来。若连自己都不知，如何学得成！若真要完成自己，先应从多方面作探测观察，把自己内性可能尽量发掘。

莫先以为自己智慧已是现成着，只把自己智慧来指导自己功力，便能自创自造。若如此，便走上了错路。因此，我们的用功方法主要应虚心读书，读了一部再一部，接触了一人再一人。又须懂得挑选第一流著作，即传统公认最大名家之著作，虚心阅读。如是入门，总不会错。

在第一阶段中之第二层工夫，乃是“以前人之功力来培养自己之智慧”。

如《论语》，从古到今，训诂义理，各家发挥尽有不同，即如宋、清两代人所讲，考据、义理，显有相异。诸位当知，接触一家讲法，即可开展自己一分智慧。如此致力，自己智慧即可遂步开展。

所谓“出我意外”“入我心中”，诸位时时得此境界，便会心中暗自欢喜。自己智慧即自此逐步工夫中透出，所谓“温故而知新”，从前人数千年来智慧积累，一一由我承受，那是何等痛快事。

如象山讲《论语》便与朱子不同，王船山讲来又不同，从此处即可启我聪明。多见异说，自己心智便会不断开广。又如读《史记》，若专从《史记》读《史记》，则有时自己智慧不够，将感困难。如初学先读《史记菁华录》，便易引起兴趣。自此再进读归、方评点《史记》，便觉与《菁华录》不同。接触到更高一步之智慧，便像自己智慧也随着高一步。

又若再进而读刘知几《史通》与章实斋《文史通义》，便觉眼前境界更高，又与读归、方诸家之圈点批注不同。再又如读清儒之《二十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札记》诸书有关《史记》部分，以及如梁玉绳之《史记志疑》之类，我的智慧又开一门路，走向考据一方面去。

但如我们在读此诸书之后，再读如吕东莱之《古史》，便会眼前豁然又另开一新境界，懂得所谓史学家之智慧，看他能如何样的用心去体会古人，认识古代，然后乃知治史学应有史识，论史又与考史不同。吕东莱的《古史》，好像只就史记原文挑出寥寥数语，轻轻下笔，却能予人以一种极鲜明深刻之印象，使我们对当时史事有一番真切开悟。由他数句话，即可启发我甚大智慧。

若我们尽读《史记》，不读他人读史记的书，也可能在我文学、史学各方面之聪明，老闷着不开。试问我有此一份天赋智慧，而让其窒塞埋没，永不发现，岂不甚可惜？

我上面所以提出要读人人必读之书，正因此等书已由许多人集中心力聪明研钻过。前人化上莫大功力，我只一翻阅，便可长我许多智慧。又如读《史记?贾谊传》，又读如苏东坡之《贾谊论》，也易引起一番心智开发。但若又读到王荆公咏贾谊的七绝诗，虽只短短二十八字，但荆公意见议论，又较东坡深入而允惬。如此读书，我之智慧自能逐步开广而深入。

当知智慧非经挖掘，不易发现。非经锻炼，不易长进。学人大病，即在自作聪明，不多读书，便要想出一番自己道理来与他人争胜，却不肯虚心跟人学习。如此，终是断港绝潢，决非做学问之正道。诸位循此方向去读书，读一书自然会像又走到另一新境界，心智日开。如此读书，自能意味深长，乐此不疲。这是从来做学问人的入门正道，诸位须好好认取。

以上所讲入门之学，却非专为初学人讲。当知此一番入门之学，可以毕生行之。学问本是千门万户，入了此一门还得入那一门，入门工夫随时运用，自己学问基础自然会愈广大、愈笃实、愈高明。

现在继续讲第二阶段之第一步，乃“由自己之智慧来体会前人之功力”。

上述第一阶段是借着前人引路来指导自己功力，培养自己智慧。现在是自己有智慧了，再回头来体会前人功力。起先是跟着别人，大家读此书，我亦读此书。现在是读了此书，要进一步懂得前人如何般用功而成得此书。以前读书是不自觉的，至此可渐渐看出学问之深浅与甘苦来。

从前人说：“鸳鸯绣出持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每一部大著作，每一种大学问，尽是前人绣出的鸳鸯。我们要体会他鸳鸯绣成以前之针线，即要学得那金针之刺法。

又如吕纯阳点石成金的故事，那丐者不以获得其点成之金块为满足，却要吕纯阳那点石成金之指。此一故事，用来说明做学问工夫，大有意思。我们要像此乞丐，要注意到吕纯阳那指。否则学问浩如烟海，自己头出头没，将永远随人脚跟，永远做不出自己学问来。

孟子曾说：“大匠能与人以规矩，不能与人以巧。”学问第一步要依随前人“规矩”。现在进入第二步，则要研究前人之“巧”。

譬如黄梨洲作《明儒学案》，诸位读后，应知用心看其如何写成此书，要设想到他未写成书以前之一切。若你不懂得前人如何写书，试问你自己又如何忽然能写书？学著书先须了解前人著书之苦心。

如顾亭林著《日知录》，彼自云一年中只写得二三条。试问缘何如此艰难？人人读《日知录》，但能懂得顾亭林如何写《日知录》的，实无几人。我们在此处，当懂得上窥古人用心。如你读《日知录》，又读《困学纪闻》、《黄氏日钞》诸书，便可看出《日知录》成书之体例与来源。

又如读《明儒学案》，又读《理学宗传》、《圣学宗传》诸书，便知《明儒学案》之体例与来源。当知前人成学，亦各有来源，著书亦各有规矩。只是精益求精，逐步向前。如我们不读棋谱，只知自己下，则棋艺将无法得进。此所谓“思而不学则殆”。但此项工夫不易下，须能“心领神会”，却不能具体指点。

诸位当知做学问自然免不了要读书，读书的第一步，只是依随其书从头读下，此乃是“受业”阶段。但读书的进一步工夫，应懂得著书人之艰难困苦。又须体会到著书人之经营部署，匠心独运处。

若懂得到此，便可谓乃与著书人成为“同道”，即是说自己能懂得与前人同样用功，走上同一道路了。如此读书，始成为一内行人，不复是一门外汉。做学问到此境界，自然对从前著书人之深浅、高下、曲折、精粗，在自己心下有一路数。当知学问则必然有一传统，决非毎一学者尽在自我创造。

若不明得此中深浅、高下、曲折、精粗，你自己又如何能下笔著书，自成学问！

以上是讲凭自己智慧来窥探前人功力，待于前人功力有体悟，自己功力便可又进一步使用。现在再讲第二阶段之第二步，乃“以自己之功力来体会前人之智慧”。

功力易见，智慧难窥。今欲再进一步看了前人功力之后，再来看前人之智慧，此非下大工夫不可。昔二程讲学，常教来学者不可只听我说话，此语极当注意。诸位当知听人说话易，但听人说话，贵在能了解此说话人之智慧。

诸位今天面对长年相处之先生们，上堂受课，依然还只是听说话。他所讲我好像都懂了，但对面那讲话的人，其实在我是并无所知。试问对当面人尚是如此，将如何能凭读书来了解几百千年前人之智慧？但我若不了解其人，只听他讲话，试问有何用处？我们要从读韩、柳文章去体会了解韩、柳之智慧，去体会了解韩、柳之内心。

当知学问都从活人做出，学问之背后则必然有其人之存在。但人不易知，各人有各人的天赋不同，智慧不同，境界不同，性格不同。如司马迁与班固同是大史学家，章实斋论彼两人有云：一是“圆而神”，一是“方以智”。此乃讲到彼二人之智慧聪明不同，天赋性格不同。此等处骤听像是玄虚，但细参却是实事。

又如欧阳修与司马光两人同是北宋大史学家，因其人之不同，而史学上之造诣与精神亦不同。诸位治史学，不懂得所谓史学家其人，试问如何做得一史学家？

读古人书，须能如面对亲觌，心知其人。懂得了古人，像活生生地在我面前，我才能走进此学术园地。此所谓“把臂入林”，至少在我自己要感得是如此。也只有如此，才能了解到古人之血脉精神，以及他们间学问之传统源流。自己才能参加进此队伍，随着向前。

否则读书虽多，所得仅为一堆材料，只增长了自己一些意见。古人是古人，传统是传统，与我全不相干。如此般做学问，尔为尔，我为我，各自拿到一堆材料，各自发挥一套意见，在人与人间，则绝无关系，绝无内在精神之传递与贯澈，交流与影响。此种学问，其实全是假的，并非真学问。

诸位今日治学，多蹈此弊，在学术传统上尚无知识可言，而尽忙着找材料，创意见，想自己出锋头。那实在要不得！

讲学问则必讲其源流承接，此中有人与人之精神血脉，务要臻于“意气相投”之境，此是学问入门后之事。徒知读书，只如听说话。听人说话，却不知那说话的人。读人所著书，却不知那著书的人，如此则仅成为死学问，死知识，只是一堆材料。

如欧阳永叔与王荆公，其文皆学自韩昌黎，但欧、王两家文字精神意趣各不同。我们读韩、欧、王三家文，应能分别出此三家之异在何处，同在何处。欧、王两家之学韩，各由何处入，又各由何处出。应能从此三家文字“想见其为人”。应使韩、欧、王三家之精神笑貌、意兴情趣，历历如在目前。虽在我口里说不出，却要在我心里深深确有此想象。

又如读晚明三大儒著作，也须从其著作透过去了解其为人。于此三家之面目精神各不同处，须能活泼如呈现在我目前。当知学术有血脉，人物有个性，一家是一家，一人是一人。若不能明白分辨出，即证对彼无所知。学问到此境界，始能与古人神交于千载之上。否则交臂失之，当面不相识，只听人闲说话，哪里是学问！

我们的先一步是从别人之心来启发自己之心，此即上面所讲“从前人之功力来启发我之智慧”之一项。现在所讲则是要以自己之心来证发前人之心，即是“以自己之功力来体会前人之智慧”之一步。此一步工夫较难，必须沉潜反复，密意追寻。

诸位当知，一本书之背后，有此一个人。一门学问之背后，有此一位专门名家之学者。学问倘至此步，始可谓懂得了做学问。到此已是“升堂”境界，已能神交古人，恰如与古人周旋揖让于一堂之上，宾主晤对，情意相接，那是何等的欢乐愉快呀！上述第一步是“从师治学”，现在第二步是“升堂”了，乃是“从学得师”。

如此，才能说有了师承，才不是跟着前人走，而是与前人同道而行。诸位今日一心只是要创造，却不在想从师受学，从学得师。也不是要与人同道，只是想前无古人，别创一格。如此用心，则决非所谓学问之道。

此后，我们才能讲到学问之第三阶段。此一阶段，不仅升堂，抑且“入室”，亦即是“成学”阶段了。至此阶段，学问始真为我有，我已为主而不为客，学问成为我之安宅，我可以自立门户，自成一家。于学问中到此才是自有地位，自有创造。故我上述之第一阶段可谓是“从学”阶段，第二阶段可谓是“知学”阶段，到此第三阶段，则可谓是“成学”阶段了。

此阶段亦将分两项来讲：

如读韩文，上述第二阶段是以我之智慧来窥看韩昌黎之功力，又以我之功力来窥看韩昌黎之智慧。现在是将我自己全心投入，与彼之精神相契合，使交融无间，而终达于“忘我”之境。

到此境界，当我读韩文时，自己宛如韩昌黎，却像没有我之存在。我须能亲切投进，“沉浸其中，与古为一”，此才是真学问，才是真欣赏。学问到此，始是学问之最高境界。然而当知此种境界，实不可多得。

因各人才性天赋不同，古之学人，亦是人各不同。而我之为我，亦断不会与古人中任何一人相同。今要在古人中，觅得一两位和我自己精神意趣最相近者，然后才能下此工夫，达此境界，此事不易轻言，亦不可强求。在浩浩学海中，能获得有一两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投，精神意气，欢若平生，这自是一大快事，亦是一不易得事。

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若我们真在学问上下工夫，此境界亦非决不可得。惟如孟子云：“乃我所愿，则学孔子。”当知孔子道大，即颜回亲炙，亦有“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之叹。我们若想把我此刻所述来读《论语》，学孔子，此事恐终难能。

然浩浩学海中，也断不会没有真能得我欣赏之人物。但亦断不能多得。当知，惟其“似我”，故能“忘我”。天赋性情中，自有此难能可贵之境界。

在第三阶段中之最后一步工夫，则是“用自己之功力来完成自己之智慧”。到此乃真是卓然成家，自见与众不同了。

譬如欧阳永叔学韩昌黎，想像方其学时，在欧阳心中，则只有一韩昌黎，不仅没有别人，连他自己也忘了。但到他学成，自己写文章时，却又全不是昌黎，而确然是一欧阳修。任何学问都如此。到此时，在学术中方有了他自己之成就与地位。

当然不论是文学、史学、哲学，或其他学问，只要真到成就，则必然是“自成一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学到成时，乃始知此“怆然独立”之感。然此种怆然独立之感，却正是其“安身立命”所在。

学到如此，方是他的“创造”，创造了他一家独立之学问，同时亦创造了他此一独立之人格。在天地间，在学问中，乃是只此一家，只此一人而已。

当然论学问，也并不能责之每人全都能创造，能成家。但我们不能不悬此一格，教人努力。亦因只此一格，始是真学问。我们纵说不能到达此一格，只要不在门外，能升堂，能跑进此学术圈中，在我也可满足。

如此为学，自可有乐此不疲，心中暗自喜欢之境界，我们亦何苦而不为。而且我们只要到得“入门升堂”，亦可“守先待后”，把古人学术大传统传下，将来自有能创造者出世，凡事亦何由我成之？此始是学术精神。一个真能从事学问的人，则必须具有此心胸，却不要尽在成功上作计较。

现在再把古人讲到学问的话，和我上述来作一引证。

《论语》上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这一段经过：十有五而志于学，即是开始努力向学，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一样样地学，正合我所说入门之学之第一阶段。三十而立，即是升堂了，正当我所说之知学能学之第二阶段。四十而不惑，想孔子到此时，一切皆确然自信，这已是我所说成学之第三阶段了。至于此下五十、六十、七十，孔子圣学日跻，愈前愈远，此则为吾人所不可企及者，姑可置之不论。

又如韩昌黎《答李翊书》，自云：“愈之所为，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在此时期，正是有志向学之第一阶段，犹如孔子之十有五而志于学。

到第二步，昌黎说：“如是者亦有年，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到此阶段，心中自有一底，自有一别择，自有一评判，即犹如孔子之三十而立，那已是升堂阶段了。

待到第三步，乃始“浩乎其沛然矣”，至此则是成学第三阶段了。惟昌黎亦并不自满足，此下仍有他继续用功处。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可见虽圣人也得有一段学的经过。圣人之过于人者，也只在其“好学”。昌黎自述其致力文，由志学到学成，几二十余年，也恰和孔子自志学到不惑，中间隔越二十五年相似。

固然昌黎仅是一文学家，不能和孔子圣人相比。但我们若真有志从事于学，恐怕二十五年工夫是都该要的。如诸位今年二十五岁，则至五十岁时，纵说不能成专门名家之业，但至少总可进至第二步，升进了学问之堂奥，那是谁也可以努力以希的。如此做学问，一面即是学做人，另一面又是最好一种自怡悦之道，又能守先待后，成己成物，我们又何惮而不为？

《中庸》上亦说：“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我此讲看重各自智慧，即是“尊德性”。当知做学问并不能只有一条路，正因天赋各别，人心之不同如其面，我们欲自有成就，便不能只守一先生之言，煖煖姝姝地自足自限。

应懂得“从师求学”，“从学得师”。“道问学”即是你之功力，“致广大”是要泛求博取，“尽精微”则只是完成了一己之德性。换言之，致广大即是道问学，而尽精微则是尊德性。至于到达成学阶段，自为一家时，乃是“极高明”。而其所取途径，则实系遵从大家一向共走之道路，既无别出快捷方式，亦无旁门斜道，仍只是一个“道中庸”。这是人人所能，亦是尽人当然。

我希望我今天所讲，也能由此启发诸位一番聪明，使诸位知得做学问有此一些步骤与规矩。我今天所讲，务盼诸位亦能虚心接受。当知做学问并不难，并在此中有大快乐。只求有正道，有决心。先知从师，再知尊师。并望诸位能上尊古人为师。先从多师到择师，自尊师达亲师。遂步完成自己，不患到头不成一家。若一开始便无尊师、亲师之意，只把别人家学问作材料看，急要自己独成一家，天下如何会有此等事？

今再复述一遍。今天所讲，要诸位从学术众流大海中，各自寻得自己才性而发展至尽。其前三项决然是诸位人人可以做到者。第四项已较难。五、六两项，则不必人人能到，但大家应心向往之。

心中悬有此一境，急切纵不能至，不妨渐希乎其能至，也盼别人能至。此是我们做学问人，都该抱持的一种既谦谨又笃厚的好态度。我最后即以此为赠，来作我此番讲演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