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友导读】本文由毕友班学员梁姣推荐。1933年12月13日，胡适致信北京大学的学生孙长元，说孙氏的文章有一个大毛病，此为时代病，即喜欢用许多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如“封建势力”、“国际帝国主义”、“民族资本”等；此外如“最后的原因”、“根本的解决”、“温情主义”等，亦属此类。他在信末说：“我们有一个妄想，就是要提倡一点清楚的思想。我们总觉得，名词只是思想上的一种工具，用名词稍不小心，就会让名词代理了思想。”

　　这一见解，早有渊源。1919年，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呼吁“少谈些主义”，原因之一即主义的抽象性，“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胡适认定，“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

　　1935年，胡适撰文《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以陶希圣的文章《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为例。陶文充满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名词，令读者眼目迷眩。其中一句称道胡适“胡先生在过去与封建主义争斗的光荣”，胡适表示：“搜索我半生的历史，我就不知道我曾有过‘与封建主义争斗的光荣’。压根儿我就不知道这四十年的中国‘封建主义’是个什么样子。”对于“封建主义时期”、“商业资本主义时期”、“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期”、“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等名词，胡适称之为“文字障”、“名词障”，都是思想的绝大障碍。最后胡适提出五点戒约，包括“切不可乱用一个意义不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词”、“与其用抽象名词，宁可多举具体的事实”、“凡用一个意义有广狭的名词，不能随时变换它的涵义”等。

　　胡适的这个主张，用他自己的话讲，即不要“让名词代理了思想”；用我们的话讲，不妨总结为提防宏大概念、宏大叙事。不是不能用概念，只是概念务必清晰、准确，正如不是不能谈主义，只是主义必须针对问题，而非遮蔽问题。

　　现实之中，喜谈主义、滥用宏大概念的人，窃以为最大的毛病不是愚蠢，而是懒。胡适说，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懒惰的头脑，第一幻想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主义往往宣称，能提供“根本解决”，正中其下怀；第二不愿去反思这些宏大概念的内涵，追索这些宏大概念的历史，如挂在国人嘴角的“封建社会”、“封建专制”等名词，便是被误用的典型，事实上，秦以后至清末，中国既不封建，甚至难言专制（如果以现代社会的专制程度为参照）。

　　平日读书，每见一文，为概念堆积、理论缠绕，不免惶惑。我总以为，所谓大道至简，大道理当用大白话说，才是通达的表现。倘若“让名词代理了思想”，说理只可能越说越糊涂，这甚至不能称之为说理。因为说理的目的，乃是“不受人惑”。由此我想起胡适的一段话，正适合抄在这些，作为结语：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本文节选自羽戈先生 《胡适如何说理？》转引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