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友导读】本文由四川大学金融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主任、毕友导师周跃立推荐，是张维迎教授于2014年5月12日在“北京大学儒商论域2014”年会上的主题演讲。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即你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就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而张维迎教授则提出了“脑袋可能指挥屁股”的观点，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会影响你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情，甚至决定你将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支配世界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为什么理念如此重要？理念和利益究竟有什么关系？简单说，利益本身是由理念构造的，也就是说，尽管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利益本身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客观的标准，而是依赖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信念去理解它。好比说，几十年前，当农民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地主阶级利益是冲突的，工人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冲突的时候，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就起来闹革命，尽管事后来看，他们并没有得到自己所期望的东西。

人们的利益不仅仅是物质利益

　　人们的利益不像传统经济学所狭义假设的那样，仅仅是物质利益，我们有很多非物质的利益。这些非物质的利益，对理念的敏感程度更高。人类是追求卓越的，希望自己身上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我们可以把人类对幸福的追求，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延伸。

　　时间维度很简单，我们看重的是一生一世的幸福，而不是一时一刻的快乐。人类有一个弱点就是近视，看近处的东西比远处要大，未来一块钱肯定比不上今天的一块钱。但作为理性人来讲，我们要努力克服这样的弱点。如果更为理性地思考，我们会发现，未来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看到得那么小，眼前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看上去那么大，这样我们才能做出一个更好的决策。

　　幸福的空间维度来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动物，所以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和别人的关系，或者别人对你的看法。如名誉、地位、权力等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你的幸福。如果你认为做某种事是不对的，做这件事即使得到了物质的好处，但会受到别人的谴责，损害你的名声，从而减少了你的幸福感，你就不大可能做它。所以非物质的利益对人的理念更为敏感，有什么样的正义观念决定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经济学讲的理性，我们叫工具理性，简单说，就是人的目标是给定的。理性意味着我们尽量选择最有效的方式满足这个目标，最大化我们的偏好，最大化我们的效用。在这个意义上，按照工具理性，理性只是欲望和情感的奴隶，理性在制定人的目标方面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人作为理性存在物最重要的是目标理性，也就是说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而不应该追求什么。人作为动物、作为一般的生物有很多欲望，哪些欲望应该满足，哪些欲望不应该满足，这是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东西。根据康德解释，理性就是帮助我们选择目标本身，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欲望的奴隶，道德是约束人的偏好。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是根据一定的伦理原则选择自己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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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伟大与否，是低俗还是高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目标定在什么地方。越是短期内易满足的欲望，持续的时间越短。如果你只追求物质的快乐，你会变得非常平凡甚至庸俗。但如果你追求超越了一般动物性的欲望，包括对名声的重视，甚至本身在人类作为理性存在物这样一个概念的追求上，就可能变得高尚。 亚里士多德讲过人有三种生活，一种是享乐的生活，一种是政治的生活（追求权力和荣誉），一种是沉思的生活。每个人都必须有享乐的生活，但我们又不能仅仅满足于享乐的生活。他建议我们，如果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后，应该追求沉思的生活。这种沉思的生活不依赖于外在的因素，是一种自我满足，是一种近乎神性的生活，本身就是目的。

理念和领导力的双重结合引导社会变革

　　任何社会变革都是从理念的变化开始的，中国的改革也不例外。理念是人创造的，也是人实施的，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领导力。我们可以用理念和领导力的结合来理解社会的变革。理念可以正确也可以错误，领导力可能强也可能弱，这样在二个维图形上，我们有四个组合，最好的组合是第一象限，即正确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其次是正确的理念和弱的领导力，最糟糕的组合是第四象限，即理念是错误的，但领导力很强。

　　为什么过去三十年为什么取得那么大的进步？因为我们有一个处在第一象限的人物——邓小平，他有比较正确的理念又有比较强的领导力，在中国发起并领导了市场化导向的变革。 邓小平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伟大的制度企业家。他有正确的理念，又有非常高的领导力。我们可以用高考制度的恢复来说明这一点。邓小平在1977年再次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主管教育和科技，

　　他搞的第一项改革就是改革招生制度，即大学招生由原来单位推荐改成考试录取。这是他的一种理念，他认为要实行现代化没有人才是不行的，要有人才，大学是最重要的，而大学要做好，选拔优秀的年轻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就决定恢复高考。但当时，教育部部长和其他教育部的官员还比较左，不太认同，所以就想方设法拖延，跟邓小平汇报说，高考很复杂，今年来不及做，我们需要更长时间的准备。邓小平说，你们有能力做就做，你们没有能力做，我就找有能力的人做。这样的理念和领导力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未来，中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理念和领导力。

思想市场的自由引导社会进步

　　最后要特别强调的是，理念既然如此重要，从哪儿来？理念来自思想市场！所谓思想市场，就是不同的观点、信仰、理念、学术思想、主张可以同时并存，而且它们之间可以有平等和自由的竞争。人类做的很多事，在还没有实践检验之前，就需要选择做还是不做，这时候就要靠思想市场的竞争来帮助我们做选择。如果到实践之后再来选择，就变成了事后的检验，可能已经犯了巨大的错误。

　　思想市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术市场，是创造新理念的，这些新理念由哲学家、思想家、学者、理论家来提供；第二个层次是理念的传播市场，包括媒体，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出版商、教师等，哈耶克称之为“思想市场的二手交易商”；第三个层次是理念的实践市场，包括政策的制定者、政治领袖。这三个层次都非常重要，但一般来讲，新的理念和思想是从第一个到第二个、第三个循序渐进的。

　　这三个市场通常由不同角色的人承担。因为角色完全不一样，甚至有冲突，比如，哲学家关注的是合理性。政治家更关注可行性。所以，尽管柏拉图主张过哲学家当国王，但事实上，当哲学家就不可能当国王，当国王就不可能当哲学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非常重要，但功能不同。

　　中国经常有一种观念认为，如果某一种理论观点不具现实的可操作性，就没有价值。这是不对的。真正的理论在最初提出的时候都不具有可行性。

　　总而言之，思想、理念是非常有力量的，而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场，才能为我们的改革创造新的思想和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