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友导读】:本文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董事长、总编辑,“理想国”品牌创办人刘瑞林的一次演讲。人终其一生都在处理跟时代的关系,我们批评这个时代,我们却和我们所批评的东西如此相似;我们与这个时代抗争,而我们抗争的手段却来自这个时代;我们试图逃离这个时代,最终却发现,所谓时代,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这句话,是尼采在100多年前说过的。今天听来,依然具有穿透我们心灵的力量。因为对今天的中国,对我们的时代来说,这个永恒的主题却具有了特别的新意。
“时代”,是一个具有魔力的词;它就像是《指环王》里的那一枚魔戒,人人都想戴上它,人人都想站在时代的潮头浪尖,人人都害怕被时代抛弃。历史上,有太多时代的弄潮儿被时代所吞噬,也有太多英雄豪杰因为克服了自己的时代,推动了时代的进步,而成就功名,造就伟业。
人在时代中。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终其一生,都在处理跟时代的关系。我们批评这个时代,我们却和我们所批评的东西如此相似;我们与这个时代抗争,而我们抗争的手段却来自这个时代;我们试图逃离这个时代,最终却发现,所谓时代,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其实就是说:要克服我们自己。而克服,并非简单的批评,嘲笑,抗争,或者逃离。克服,是指来自我们内心的某种觉醒。
现在想一想,我真的是非常幸运,二十多年来,能够一直从事自己热爱的出版工作。而书籍,又是那么奇妙的一个东西。它诞生于自己的时代,却又呼应着过往的岁月,召唤着未来的日子。每一本伟大的书,其实都渴望着超越它的时代。我们在每一本伟大的书身上,都可以看到它与时代搏斗的痕迹。而我们这些做书的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和书一起,与时代搏斗,并参与到一个追求不朽价值的文化进程中去。这,或许是一个做书人最大的幸运和光荣。
下面,我会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做过的几本书,看看它们是如何克服这个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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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们出版了陈丹青的一本书,叫做《退步集》。在此之前,陈丹青刚刚宣布,因为无法忍受日趋功利和僵化的教育体制,决定辞去清华大学的教职,由此引发了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而在这本书里,陈丹青对于中国艺术、城市、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种种现象,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批评。
书出版后,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一口气卖了20多万册,还获得了国家图书馆的文津奖。
很多人问:为什么这本书叫《退步集》呢?香港的词作家林夕就说过,光“退步”这个书名就让他心有戚戚,他说:“大部分人都患上了进步强迫症,忘了顺其自然,让目标若有若无……”
我觉得林夕所说的“进步强迫症”非常传神。不过,就个人层面来说,每个人追求更美好、更
幸福的生活,当然无可厚非。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患上了“进步强迫症”,并以进步、发展、富强的名义,劫持了我们每个人应有的自然而然的生活。
记得在2011年动车发生事故的时候,有一条微博写道:“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
与动车一般飞速前进的时代相对照,“退步”是一个无奈但却清醒的选择:既然我们不甘于随波逐流,那么不妨自甘退步;我们不愿意被时代所裹挟,那么我们就回归自身。
退步,还有一层意思是说:“始终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
陈丹青是我所见过的,少有的,真正具有历史感的作家。虽然他并非专业的历史学者,但往往能以一种历史的视角看待我们今天的问题。他一再强调记忆的力量。因为我们的历史被一重重的谎言所遮蔽,被一代代的遗忘所割裂,我们已经习惯以一个时代涂抹另一个时代,以一个时代覆盖另一个时代。
“退步”,就是要退回到历史中,恢复我们的记忆,这样,才能真正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
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以及它给予我们的启迪——
面对时代的喧嚣,我们不妨退一步,退回到自我,退回到历史,退回到基本的人性与价值,从而获得审视这个时代所必需的距离,获得与这个时代周旋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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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还是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西藏事件,汶川地震,火炬传递,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各种纷乱与喧嚣,令人目不暇接。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梁文道写的一篇关于西藏事件的文章,《为西藏问题寻找最大公约数》,文章中透露出的理性、睿智,乃至慈悲,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就想,有机会一定要为这个人出书。
在这一年的年末,我们出版了梁文道的《常识》。这本书就像是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狂热妄想开出的一剂解药。到今天,销量已经超过了30万册。
《常识》的热销,说明我们真的是处在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主义、思想和理论。与它们相比,常识显得朴素得多。面对光怪陆离的中国现实,我们能够拥有的最谦逊,最理智,也最诚恳的立场,或许就是——回到常识。
回到常识,我们就能开启一个公共讨论的空间。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公民,参与到公共话题的讨论中去。我们所有的讨论的基础,就是常识。
依靠常识,我们可以抵御各种极端的主张;通过常识,我们寻找解决各种问题的最大公约数。
回到常识,不仅是我们面对这个众生喧哗的时代的理性选择,而且也是我们在出版方面一直以来的追求。
我们做出版,抱持的是一种文化的立场、价值的立场,而非利益的立场,更不是政治的立场。但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各种思潮、理论、学说,层出不穷,各执一端。出版作为一个公器,如何既能够参与这个时代的变革,又能够具有超越这个时代的眼光与坚守?
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回到常识。我们需要依靠常识,在体制约束与独立思考之间寻找平衡,在各种思潮之间保持清醒。
如果说,《退步集》给予了我们一个审视时代的立场,那么可以说,《常识》给予了我们一个与这个时代相处的态度,那就是:不困于主义,不惑于现实,回归理性,在常识中寻找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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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我们推出了理想国版龙应台“人生三书”,刚好这一年也是她的《野火集》出版三十周年。刚刚我们推出了《野火集》的三十周年纪念版。
当年,《野火集》在台湾出版的时侯,21天就加印了24次,台湾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本。这把野火,对台湾民主浪潮的勃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在《野火集》出版后的这三十年里,历史似乎跟我们开了个玩笑。
我们眼见了台湾民主浪潮的兴起,眼见了政党的兴替,眼见了反对者变为执政者,执政者又变为阶下囚,眼见了民间社会的兴起、言论自由的勃发,也眼见了文化品质的衰落、理想主义的幻灭。这三十年里台湾的民主化历程,就像是我们经历的另一场人生。
龙应台在序言里问道:从威权到民主,不是从奴役到自由吗?可台湾的现实却告诉我们:奴役的反面并不意味着是自由。
原来,威权时代有威权时代的压迫,民主时代也有民主时代的捆绑。
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回忆1970年代他访问捷克的情形时说,“我用一句话来比较捷克作家和我们美国作家的处境:在那儿什么也不许做,但每件事都很要紧;在这儿什么都可以做,但什么都无关紧要。”
我们目前的处境或许是:凡是无关紧要的,我们什么都可以去做。而要紧的事情,我们要么不能去做,要么不知道什么是真正要紧的事情。
身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依然需要野火。这也是我们出版《野火集》三十周年纪念版的意义。
这野火,不是别的,就是启蒙。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走出不成熟的状态,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
今天我们再读《野火集》,已经有了不一样的体会,我们已经知道,启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而过程,可能比目标更重要。
这是我想说的第三个意思:想要克服时代,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没有一劳永逸的胜利,只有一代人一代人的薪火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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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所谈的,或许过于宏大了。有人会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陈丹青、梁文道、龙应台那样,有能力,也有机会去超越这个时代,甚至改变这个时代。但我想说的是,想要克服这个时代,恰恰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只有我们在自己身上克服了自己,我们才有可能克服这个时代。
我很喜欢我们出的一本书,叫做《留住手艺》。里面讲述了十多位日本手艺人的故事。他们中有木匠,铁匠,船匠,竹编手艺人,等等。每个人都在一项单纯的手艺中,投注了一生的心血。他们与他们的手艺已经长在了一块儿。他们死掉了,手艺也消逝了。手艺消逝了,会觉得可惜。但度过这样的一生,却没有遗憾。
我们曾经出过一本有大量历史照片的书,因为是历史照片,很多都布满了刮痕、脏点,我们的艺术总监,花六七个小时,用鼠标一点一点地,以纯手工的方式,擦去了一张图片里的上万个脏点。为什么要用手工的方式呢?因为如果使用电脑程序里的去杂点工具,就会丢失掉图片里很多丰富的细节。这本书的出版单纯为了修图就花费半年的时间。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照片上的刮痕与脏点,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在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面,耗费这么多的时间和心血,值得吗?
面对这些照片上的刮痕与霉点,我仿佛看到了我们所经历的各个时代,就这样草草过去,就这样敷衍了事。我们习惯了带着脏点的照片,习惯了玻璃建筑上的污垢,习惯了大街小巷的小广告,习惯了下雨天的污水横流,也习惯了在雾霾中生活……我们习惯了把一切都推诿给时代,然后诅咒这个时代。
对于中国人的马虎、不认真,鲁迅在世时就已经提出了批评。可迄今依然如此。
据说,日本京都大德寺附近,有一家开了一千多年的小食店,几乎与京都同岁,他们家只卖一样东西,一种烤着吃的小年糕。虽然看似简单,但一家人还是全力以赴,一丝不苟。
每次看到这样的手艺人的故事,我都很感动。在他们面前,时代,时间,似乎都消失了。我只看到一种专注而决绝的精神。
这是我想说的第四个意思:真正能够穿越时代而不朽的东西,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一种专注而决绝的专业精神。这种精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只是看我们有没有勇气与毅力去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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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我们推出了一个文化品牌:“理想国”。
在我们心目中,“理想国”将不仅有书籍的出版,还包括各种文化创意产品,以及沙龙、讲座、展览等文化活动。“理想国”的理念是“想象另一种可能”,我们尝试思考出版的另一种可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乃至文化的另一种可能。
我们在2010年和2011年举办了两届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数千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年轻人在这里相遇,思想碰撞出火花,青春洋溢着热情,一时间盛况空前,仿佛小小的文艺复兴。
2011年夏天,理想国被搜狐网和百道网评为首届“出版创意品牌机构”,年底,《新周刊》做年度新锐榜大盘点时,把年度品牌授予了“理想国”。
然而,“理想国”在我们这个时代,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它是我们近年来常常谈到的文化创意产业中的一个新品牌,还是可以有更深远的寄托?
我想用梁文道写的一段话来描述我心目中的“理想国”——
这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跨越地理界限的社群……他们会为了彼此的歧异而争辩,却又分享某些模糊的理念与价值……他们开始自觉到“我们”的存在。这个“我们”不是政治的附庸,也不再是宗教的侍从。“我们”乃是一群属于理性、理念及理想的共同体。
我想,“理想国”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出了一些好书,举办了一些活动,还在于它唤醒了我们的理想情怀,给予我们想象另一种可能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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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让我们再回到尼采的那句话:“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不断克服自己的有限性,不断趋近那个永恒的价值。如果能够这样,那么,理想国就在你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