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友导读】：本文由四川大学ME校友会秘书长周薇女士推荐。常言自古红颜多祸水，倾覆江山社稷的也一般多是女人，其实这种说法是有失偏颇的，尤其是明朝的女人，无论为人妻、为人女、为人友还是为人母，或节或烈，或贤或柔，或慈或严，都活出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罕见的风姿和性情，她们身之为人的意识超越了身之为女人的意识，在她们身上有一种中和了性别、分担着男女的人性的大美。相比于之前和之后的中国任何一个王朝，明朝的女人都能一显峥嵘，一露轩峻。
明朝的女人
常言道，自古红颜多祸水。所以在世人心中，倾覆江山社稷的也一般多是女人。
相传在崇祯年间，御史毛羽健娶了个小妾，宠爱得把原配温氏都忘了，其夫人不甘冷遇，利用公家的驿站八百里飞骑，快马加鞭地跑到毛御史的温柔乡，抓了个情场现形记。
既是被抓了个现形，毛御史自然怏怏不快，他在一阵脑怒后，心里怪罪起驿站来，不然夫人何以能如此及时赶到？他越想越闹，就上奏皇上裁撤驿站，说驭递制度“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皇上准奏，一下把各地驿站撤去大半。于是，成千上万驿卒马夫成了流民，铤而走险归附李自成——无巧不成书，李自成也曾“充迎川驿卒”，推翻了明王朝。
不过事实上，把大明江山丢掉的并不是毛御史的女人，而是帝国的男人们，是万历帝朱翊钧，是首辅申时行，是东林党的书生，是万千的官僚们，而大明的女人比他们有风骨。可以说，比较于之前和之后的中国任何一个王朝，明朝的女人都能一显峥嵘，一露轩峻。
看《金瓶梅》，看《牡丹亭》，你会不由一下心惊，明朝的女人真是厉害，解放到一个空前的地步，这种解放是一种自我苏醒，无论肉身还是灵魂，都开始有一种“我”的参与。她们敢于“邀郎同上七香车，遥指红楼是妾家”，敢于在性生活中处于主动和享受的地位，但同时这种主动不是勾引，不是卖浪，而是内心的孤独求人解，是对另一种身体的渴望。
但是她们的这种孤独和渴望，在面对不能调和的处境之时，却会转化成一种决绝。
戚继光的夫人王氏，贤而有勇有谋，吃鱼把最肥美的鱼身留给丈夫，自己只吃鱼头和鱼尾，更在戚继光远征时，对突袭的倭寇上演过一场“空城计”，退却千军万马，但不幸的是她不能生育。在戚继光连纳三个小妾后，她终于忍无可忍，“日操白刃，愿得少保而甘心”，在戚继光仍旧放浪时，她“囊括其所蓄，辇而归诸王”，直接休掉丈夫离婚回了娘家。
这种决绝不是河东狮吼，也非蛮不讲理，而是为自己找到一个人格的所在、一种伦理的归属，就像女子未嫁前的“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在婚嫁后也要一种情意分明。
在明朝的276年间，你几乎见不到一个狐狸精，在那个时代他们好像把女人的“女”字忘记了，而把“人”字活出了极致，她们虽然也有女人的妩媚柔情，但是人性里没有妖气，生活里不见俗气，像有一股风吹开了心头，那种慷慨、明亮和贞烈盖过了妖媚与心计。相较于宋或清，都不如明朝的女人情义风华。朱元璋开国后，曾诏令天下衣冠悉如唐代，明朝的女人不但衣必盛唐，而且心底也直追唐风，有那种华丽的、丰腴的、烂漫的性情和美。
宋朝的女人，是被程朱理学杀掉了，“饿死事小，失节是大”，宋代最好的女人在民间，是姜白石“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里的小红，是苏轼“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的亡妻王弗和他流放海南的丫鬟朝云，是沦落红楼的苏小小和李师师。
而清朝的女人，则更低落了一层，几乎不像是女人，女人间相斗惨烈如战场，而她们在男人面前，就像汉人在满人面前、像农业文明在游牧铁骑面前，那种低眉顺眼、尊卑感又回来了，只有到晚清才出来《浮生六记》中被林语堂成为“中国最好的女人”的林芸，到了民初才有一大批明朝一样的女人秋瑾、小凤仙、陈璧君等，接续了乱世女侠的傲人风姿。
明朝的女人以细眉为美，不过眉细恨分明，虽是女儿身，也不输男子气概和风骨。
尤其是晚明时节，社会越是浮华迟暮、越是风月淫乱，越是才女烈女众多，而由明月到清风的大动乱间，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李香君、顾横波、卞玉京、寇白门、马湘兰这秦淮八艳虽是风尘女子，却比很多下水仕清的明朝官员、书生、才子更见英气和风霜。
柳如是的壮怀激烈自不必说，陈圆圆为吴三桂削发为尼、自沉莲花池，董小宛的伉俪情深、誓死不降清，李香君的有勇有识、血溅纸扇，也都各有一种人世的大英勇。尤其动人的，是很多人不熟悉的寇白门，白门出身于金陵世娼之家，是寇门历代名妓中的佼佼者，保国公朱国弼几次夜来之后，便将白门赎身从良，17岁的她浓妆重彩，夜嫁朱门。
但朱国弼娶她后不满数月，就弃之在侧，仍然走马于章台柳巷。1645年清军南下，朱国弼投诚不久被清廷软禁，朱欲将白门卖掉赎身，白门说：“若卖妾所得不过数百金，若使妾南归，一月之间当得万金以报公。”朱思忖后答应，白门短衣匹马，携婢女斗儿归返金陵，筹银20000两将朱国弼赎释，朱出后欲旧梦重圆被拒绝，白门一言谢绝：“当年你用银子赎我脱籍，如今我也用银子将你赎回，当可了结。”
后来白门归于金陵，时人称之为“女侠”，她自己则“筑园亭，结宾客，日与文人骚客相往还，酒酣耳热，或歌或哭，亦自叹美人之迟幕，嗟红豆之飘零”。
而与柳如是称兄道弟的顾横波，在李自成攻下京城后，跟夫婿龚鼎孳一起阖门投井未死，后来龚投清做到礼部尚书，被世人讥笑为“闯来则降闯，满来则降满”的三朝官员，他却每每对人说“我愿欲死，奈小妾不肯何”，让人想起钱谦益投水却说“水太冷，不能下”，不觉咬牙恨恨，世间才子竟然多是道德败类，尚不如风尘女子卖笑不卖国。
另一个奇女子、以兰行世的马湘兰，人称“四娘”，虽然自幼沦落风尘，却为人旷达、性望轻侠，常常挥金千百以济少年。她与江南才子王稚登交谊甚笃，王70大寿，她集资买船载歌妓数十人，前往置酒祝寿，“宴饮累月，歌舞达旦”，归后一病不起，最后强撑沐浴以礼佛端坐而逝，时年57岁。她的“墨兰图”至今藏在东京博物馆，被日人视为珍品。
秦淮河边的这八位女子，情义映天，犹如秋瑾的《对酒》诗所说：“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与她们相比，钱谦益、侯方域仕清了，跟卞玉京一见倾心的吴梅村也被强行征召了，朱国弼和龚鼎孳则更让人不齿。
为什么书生君子们投降了、仕清了，而这些弱女子却能把人格挥发到如此敞亮高洁？这是一个朝代的吊诡，也是一个朝代的饿秘密。我想是这样，打个比喻，比如一个贵妇人和一个乡间老妪，胸前同样都挂了一块玉石，贵妇人因为有许多名贵首饰，所以对一块玉并不那么珍视，丢了最多怏怏不快一时，而老妪若是丢了那块玉，肯定会痛惜失落好几个月。
在明朝，投诚的书生君子们就像那个贵妇人，而秦淮八艳则是那个粗布老妪，他们的道德骨气在书本里、诗词里，而她们的贞节大义却在人世间、江山中，他们的道德富裕到丢了也不觉得可惜，而她们却将之视为肉身沉沦后的精神救赎，所以宁可以死相抗相争。“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这些女人是事国如事夫，心思如日月之辉，坚定而清明。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农业社会，集体人格也是一种农业人格，好仁爱义，尤其重气节风骨，这一点在今天的山野民间犹有痕迹，譬如齐鲁、荆楚、关中、川蜀、江浙等历来的农业兴盛之地，今天商业社会的尖酸悭吝在村夫老妪身上几乎不见。在明朝，是经济和商业的变化远远超过政治的变化——张居正在政治上也没做什么变革，尤其是累积和叠加了北宋和南宋以来的商业繁荣，整个社会的人心风气大变，农业人格开始被商业人格鲸吞蚕食，渐渐变得精明、势利、见风使舵、明哲保身，这是商业社会的一种生存哲学。
都说女人善变如蛇，这是千百年来世人的一种大误解，其实男人才更容易在一种新风气到来时最先接受，这是从原始狩猎时代就锤炼出来的一种生存本能。那么到了明朝，经济社会开始大繁荣，甚至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萌芽，商业上的浮花浪蕊最先作用于男性阶层，而在女性那里却遇到了一种阻碍和缓冲，大的时空、地理和社会的沧桑变迁最先由男人和女人分别递传出来，所以在江山半壁人离乱的时候，官员们投诚了，书生才子们衰微了，英雄的角色开始由女性来扮演。
由清入明的这些女人，在时代的大劫难里，活出了竹林七贤的风采，她们比女人更女人，比男人更男人。她们就像秋瑾的词里所说的，“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她们身之为人的意识超越了身之为女人的意识，在她们身上有一种中和了性别、分担着男女的人性的大美。
在明朝的女人中，除了有爱恨分明的毛羽健夫人温氏，有休掉戚继光的王氏，有义薄云天的秦淮八艳，还不乏三迁的孟母，譬如万历帝的生母李太后，她从宫女到裕王妃，再从王妃到太后，每一步都不见后宫那些你死我活的凶残，同时她参政而不乱政、秉国而不贪权，她对朱翊钧的严加管教、对张居正变法的绝对支持，也都不失母仪天下之风。
而明朝民间的另一位母亲郑淑云，还给儿子写了《示子朔》一封：阅儿信，谓一身备有三穷：用世颇殷，乃穷于遇；待人颇恕，乃穷于交；反身颇严，乃穷于行。昔司马子长云：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是穷亦未尝无益于人，吾儿当以是自励也！身为母亲，明朝的女人就是有这种母教的深稳和严厉，无论是天子之母，还是庶民之亲，在她们身上都不失母教之责，不卑不亢，有智有节，为大明的江山社稷一手调教出好儿郎。
你可以看出，明朝这些女人无论为人妻、为人女、为人友还是为人母，或节或烈，或贤或柔，或慈或严，都活出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罕见的风姿和性情。在明式家具的美学中，最大的一点就是“尽物性，巧结体”，明朝女人也一如此，穷尽了不分男女的人性中的所有亮堂。
她们在一个商业浮华、江山凌乱的岁月，把农业时代的人性和伦理迸发到极为华丽！
贾宝玉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遥想500年前明月下的那些男女，我与宝玉一样，也心有戚戚焉。
